1966年5月，“文革”爆發(fā)。這場運動不僅給中國人帶來了長達10年的浩劫，同時也成為一個世界范圍內(nèi)具歷史意義的事件。“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為模式甚至影響到亞非拉大陸。其中，坦桑尼亞受到“文革”造反派的“影響”最重。

造反派開辟“第二戰(zhàn)場”

    坦桑尼亞是中國上個世紀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國家。當時的坦桑尼亞得到中國很多援助項目，其中坦桑友誼紡織廠在當時就是最大的一個，有130多名專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紡織工業(yè)局派出的。而上海是“文革”的發(fā)源地，上海的紡織系統(tǒng)又是由造反派頭目王洪文所控制，因此紡織組里不乏想奪權的人。

    紡織組的英語翻譯是“文革”初期從國內(nèi)派來的，此人原來是上海紡織系統(tǒng)造反派的主要負責人。他一到坦桑尼亞，就開始“開辟第二戰(zhàn)場”.他提出要在工地上掛中國的五星紅旗，豎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語錄牌，放中國的“文革”音樂和毛澤東的語錄歌，把工地弄成中國“文革”在海外的樣板。

    這些造反派還仿效“文革”中紅衛(wèi)兵和造反派相互串連、共同造反的做法，把他們的影響擴展到坦桑尼亞工人中去。他們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利用翻譯的語言優(yōu)勢，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布造反有理的觀點。

坦桑尼亞青年團想組“綠衛(wèi)兵”

    在中國造反派的影響下，坦桑尼亞青年團也想仿照中國大量印制毛澤東像章的做法，要中國為他們制做尼雷爾像章，還想在中國援建的友誼紡織廠試點，組建和紅衛(wèi)兵相稱的綠衛(wèi)兵。

    接到政府部門關于中國造反派活動的報告后，坦桑尼亞總統(tǒng)尼雷爾對自己的政治處境充滿擔憂。一時間，中國和坦桑尼亞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

    當時，尼雷爾正在推行他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對銀行和大工業(yè)實行國有化，不但在國際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國影響的議論，而且在國內(nèi)也面臨很多人的反對，他本人受到很大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中國造反派在坦桑尼亞肆意妄為，必然會煽動一些政治野心膨脹的人制造動亂，從而給尼雷爾的反對派提供機會。其實，在上世紀60年代，剛果的盧蒙巴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政權被右派軍人推翻就是例證，軍人的借口都是現(xiàn)政權親華親共。

總統(tǒng)向毛澤東求援

    因為憂慮中國“文革”在坦桑尼亞的影響，1968年7月，尼雷爾第二次訪問中國，和中國方面談他的憂慮。為穩(wěn)住在非洲的這個主要盟友，毛澤東在和尼雷爾會面時痛斥了由上海派到坦桑尼亞的那些造反派，說今后再有這樣的人，中國決不姑息，發(fā)現(xiàn)一個撤回一個。

    其實在1968年初，考慮到中國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和前途，中國外交部門已把在坦桑尼亞搞串連的5名造反派頭頭調回國。當時為不給國內(nèi)的造反派以壓制革命群眾的口實，還把反對這些造反派的紡織組組長等人也一同調回了國。回國后，這批造反派在上海被當作在國外宣傳毛澤東思想和發(fā)動“文革”的英雄，受到了盛大歡迎。造反派還說他們受到了外交部門走資派的迫害，要和外交部算賬。這次，由于有了毛澤東的“圣旨”,中國外交部門造反派的氣焰才收斂了一些。那個企圖在坦桑尼亞開辟第二個造反戰(zhàn)場的英文翻譯，在毛澤東直接點名后被下放勞動改造，落得和被他打倒的走資派一樣的下場。

    經(jīng)過中國造反派的一番折騰，坦桑尼亞人對造反派十分頭痛，那些照搬中國的計劃都流產(chǎ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