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父親從來不是上海灘最有錢的人，但給人的感覺是他名氣最大，在上海他也能夠控制一些東西。父親的一個觀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樣很早就闖蕩江湖的人，很注意結交各方關系。在租界里他認識很多人，比如說法租界的巡捕房那時候最高的警官和翻譯，叫張翼樞，普通人都不知道這個人，父親與他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別人有什么事情在租界里都托父親去打招呼。張翼樞的女兒我認識，現在美國，差不多90歲了。
說父親是“青紅幫老大”是歷史事實，但稱父親為黑幫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紅幫是非常時期非常特別的一個產物。正式的青紅幫并不是打打殺殺，就是講做生意你要在“幫”，當時如果不在“幫”，你就沒有保護人，就休想在上海灘混。還有，賭博和抽大煙也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在老公館，有父親比較要好的客人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煙，這好像是個規(guī)矩。但是拿現在的社會觀念來講，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親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我不想為他辯解什么，只是覺得，應該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看待他。
現在很多人喜歡把父親與黃金榮、張嘯林放在一起，把他們并稱“上海三大亨”。黃金榮和張嘯林我都見過。我對黃金榮印象不深，我見他時，他大概60多歲了，那時人家還是叫他黃老板，還是很威風的。父親與黃金榮的關系后來有點復雜。黃金榮發(fā)家早，因為早期在幫會里，他輩分很高，而我父親輩分很低。但是黃金榮到了30年代名氣就不大了，父親遠遠超過了他，他有點嫉妒我父親，所以不太愿意來往。但是表面上大家還很一團和氣的，過年過節(jié)互相送東西。
相比而言，張嘯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說他是張飛。我跟張嘯林見面的機會比較多，因為我小時候，張嘯林的太太很喜歡我，父親就把我過繼給他，認他做干爹。
張嘯林被殺那天我還有印象，但那時我才7歲，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懂為什么有人要刺殺他。只是覺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周圍很熱鬧，趕緊去看看。張嘯林是被自己的保鏢林懷部槍殺的，當時林懷部的口供是說與張嘯林有矛盾，后來證明這是戴笠在后面策劃的，因為張嘯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偽浙江省主席一職。張嘯林死時，父親人在重慶，他既沒有表態(tài)也沒有發(fā)唁電，其實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也勸阻過張嘯林，未果，戴笠是要殺張嘯林，父親也沒辦法。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過他的意見的，但一面是兄弟之情，一面是民族大義，他不好表態(tài)。是講做生意你要在“幫”，當時如果不在“幫”，你就沒有保護人，就休想在上海灘混。還有，賭博和抽大煙也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在老公館，有父親比較要好的客人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煙，這好像是個規(guī)矩。但是拿現在的社會觀念來講，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親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我不想為他辯解什么，只是覺得，應該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看待他。
多面的父親
很多人對父親的印象都來源于上海灘的那些電視劇，以為他們整天過的是刀光劍影、打打殺殺的生活。當然電視劇必須這樣拍，否則就沒人看了。
《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當年曾見過父親，還寫了一篇《杜月笙傳》，徐鑄成文章中說，以為像杜月笙這樣大亨式的聞人，縱使不是紅眉毛、綠眼睛，總該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見面后，只是一個修長身材、面色帶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無縛雞之力，言談中也少帶“白相人”常說的粗話。我父親是個弱不禁風的人，聽母親說，父親剛和她結婚時還喜歡戴金剛鉆，因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白相人”，白相人的男人都喜歡戴金剛鉆，好像是一種身份。母親就跟他講，高級社會的男人不戴金剛鉆，他的這種習慣就一點點地改了。父親長年是一襲長衫，即便在家里，領扣也系得緊緊的。不過抗戰(zhàn)前，蔣介石給過他一個少將的頭銜，他拍了一張一生唯一穿軍裝的照片。
父親小時候因為家境貧寒，沒怎么受過教育，所以對我們的教育看得特別重要，一定要讓我們在可能范圍內受到最好的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嚴，尤其是對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兩個耳光。在家中，父親的嚴厲具體是通過母親執(zhí)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語沒考好，母親打了她10鞭子。
父親對文人一直有一種向往，也對他們很敬重。他結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為他的私人律師或座上客。章太炎與父親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親在家鄉(xiāng)買了50畝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為杜家編了家譜，還寫了洋洋千言的《高橋杜氏祠堂記》。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蔣介石、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上海市長張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場面很大。
章士釗曾做過教育總長，后來又在上海做大律師，所以那時他們的交往比較多。章士釗算是父親的私人律師兼參謀。很早以前，毛澤東要送很多共產黨員到巴黎去，找到章士釗幫忙，章士釗又來找我父親要錢，父親覺得各方面人都要結交，求到門下就要幫一下。
我父親也比較喜歡行老，在重慶時，章士釗和我們家住在同一棟樓里的樓上樓下。章士釗自己有個小書房，我每天給他磨墨，磨好了他來教我寫字。后來到了香港，殷夫人還把章士釗用過的硯臺送給我。
父親發(fā)達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讓別人出面去做，與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點距離，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災害發(fā)生，父親一定出面組織賑濟。
每逢春節(jié)過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為上海灘的人都知道給杜先生拜年是不會空著手回去的。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年關將至，父親就讓手下到幾個銀行調錢到家里來，還有米，米倒不成問題，因為老公館的管家萬墨林是上海商會的，所以無論多少米萬墨林都能拿來。那時候來老公館拜年是排著隊來的，包括很多窮人、乞丐，只要到大門口來給杜先生拜年，總歸是能分紅的。
父親的老家在上海浦東高橋，每年夏天他都要從藥房買大量的“痧藥水”、“諸葛行軍散”，送到高橋，挨家挨戶免費送發(fā)，這個舉動堅持了好多年。我還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次到浦東老家去，是劃船過去的，當時的浦東還是一片荒地，哪里像現在的浦東?，F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還有一棟小房子，是空軍某個部隊駐扎在那兒，其他全部沒有了。
不論對父親有何評價，有一點是公認的：在民族大義上，他從來沒有動搖過。父親反日的立場是始終沒有改變的，我想這一點跟幫會有關系，老一代幫會里的人對日本人有仇恨，幫會里有很多觀念也傳襲下來。但最主要的是，父親有一個很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抗戰(zhàn)一開始，父親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的名義，聯合上海各界組織救護隊伍。即便在父親撤到重慶以后，海外很多捐贈的物資或救濟品，都由父親接收后運往內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區(qū)做地下工作，暗中幫助國民政府，像萬墨林、徐采臣，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離汪精衛(wèi)陣營時，蔣介石就是通過我父親，要萬墨林暗中幫助他們。而日本投降時，國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親也做了很多穩(wěn)定上海的事。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