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光明日報》(2004年12月14日“史學”版)等報刊摘錄了筆者的《諸葛亮擇主與拜相再認識》一文，不久，眾多網站紛紛轉載，并將題目改為《諸葛亮借刀殺關羽》。此文被各網站及眾多媒體刊載報導后，引起了廣大文史愛好者及學術界專家學者的強烈反響，大都表示無法接受拙文的觀點。山東電視臺“放言天下”欄目對此進行了專題討論，并于今年2月22日對筆者進行了電話采訪。為此，筆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將這一問題的探討引向深入。

專家們最主要的不同見解是：關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斬龐德，把曹仁圍困在樊城，軍事上節(jié)節(jié)勝利，諸葛亮沒有必要派蜀兵來增援他。后來從丟失荊州到敗走麥城，時間很短，諸葛亮無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來不及增援。從表像看，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據史實，細加考訂，還是大有問題的。筆者認為，關羽孤軍北伐，攻打襄樊，是戰(zhàn)略上的嚴重失誤。稍懂三國史的人皆知，諸葛亮《隆中對》的決策是：待天下有變，益州和荊州兩路大軍同時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長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顧。而關羽所率領的荊州軍僅是蜀漢的偏師，在益州主力軍沒有出動的情況下，以偏師攻擊強大的曹魏，無疑是極大的冒險。況且此時孫劉兩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勢。若不是曹操進兵攻打漢中，建安十九年，劉備和孫權為爭奪荊州已幾乎訴諸武力，刀兵相見。關羽出兵攻襄樊，荊州城防必然空虛。在此情況下，當然要防范孫權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機偷襲荊州，諸葛亮一生用兵唯謹慎，且十分重視孫劉聯(lián)盟的動態(tài)，難道他會掉以輕心！關羽雖為荊州軍的主帥，但沒有劉備的命令，關羽是不敢擅自進兵的。諸葛亮明知關羽北伐的條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對》的戰(zhàn)略決策相違悖，為何不盡做軍師的職責，力加勸阻，此其疑點之一也。

襄樊戰(zhàn)役開始后，曹操極為重視，坐鎮(zhèn)洛陽，日夜同司馬懿、劉曄、蔣濟、桓階等心腹謀士分析“敵情”，商量對策。并不斷調動其最精銳的部隊及猛將增援樊城。據筆者爬梳史料，發(fā)現曹操前后共派出五批援軍：第一批是于禁、龐德等率領的七軍；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呂建的部隊；第四批是殷署、朱蓋的十二營[1]；第五批是把曹操手中最精銳的王牌軍——張遼的部隊，從與孫權對壘的合肥前線調來增援曹仁[2]。即便如此，曹操還不放心，為取得壓倒性優(yōu)勢，曹操還親率十余萬大軍屯駐于離襄樊不遠的摩陂(今河南郟縣)，以便隨時增援。由此可見，為了對付關羽，曹魏方面已經實行了全國總動員。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和強烈反差的是：蜀漢方面卻絲毫沒有作出任何反映，采取任何軍事部署。據《三國志·甘寧傳》載：“羽號有三萬人”。關羽以區(qū)區(qū)三萬之眾，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荊州，又要攻取曹魏軍事重鎮(zhèn)襄樊，真乃捉襟見肘，其艱難自不待言。由于關羽兵微將寡，故在八月“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條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軍云集襄樊時，關羽軍已處于絕對的劣勢?；蛟S有人會認為，諸葛亮并非是神人，亦難以預料呂蒙會偷襲荊州，故不給關羽增派援兵。其實即使東吳不背盟圖羽，單憑關羽這支偏師亦很難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夾擊關羽之際，羽軍已面臨覆滅的危險。史載“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斷絕”，[3]但曹魏大將徐晃就是憑藉其優(yōu)勢兵力攻入重圍，破羽圍塹鹿角十重。關羽軍傷亡慘重，只得撤襄樊之圍返師南逃。只因曹操欲收漁翁之利，才停止追殲羽軍。胡三省評曰：“使呂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兩寇自弊，而坐收漁人、田父之功也。”[4]王夫之也指出：“關羽之覆于呂蒙固意外之變，然而無呂蒙從中擾，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敵操而固不足矣。”[5]真是智者所見略同，確是中的之論也。襄樊戰(zhàn)役關乎蜀漢北伐大計，諸葛亮既然以“興漢”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關注這一戰(zhàn)役發(fā)展的一舉一動？亮鎮(zhèn)守荊州多年，對荊州軍的兵力、裝備也應該是了如指掌，為何在曹魏大軍幾乎傾巢出動，軍事態(tài)勢如此嚴重的情況下無動于衷？蜀漢在益州的主力軍難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師增援荊州，而讓關羽以孤軍抗擊曹魏的十余萬精銳之師，此誠不可解也。

論者又謂關羽驕狂輕敵，誤中呂蒙、陸遜之計，盡撤荊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虛，給孫權以可乘之機。其實這也需要分析。關羽抽調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對東吳偷襲荊州的可能性估計不足，但如果不是因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關羽又何必“連呼劉封、孟達，令發(fā)兵相助”呢？如果這時成都或漢中的蜀軍能夠及時趕到，關羽又何必動用看守老家的部隊！關羽南征北戰(zhàn)數十年，雖稱不上足智多謀，但亦并非是一勇之夫，焉能慮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有蜀中不肯發(fā)兵相助的難言之隱吧。

襄樊戰(zhàn)役始于建安廿四年7月，終于是年12月底，首尾凡半年。戰(zhàn)役的轉折點是在10月，即東吳背盟、呂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奪取荊州。關羽敗走麥城，突圍至臨沮被吳兵擒殺是在12月，這也就是說關羽的失敗過程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令人費解的是，難道在這么久的時間內，劉備、諸葛亮對整個戰(zhàn)役急轉直下的形勢竟然一無所聞？難道關羽和蜀漢統(tǒng)帥部、大本營就完全失去了聯(lián)絡？難道蜀漢這個剛剛建立的新興政權的情報部門就全部失靈，完全癱瘓？按照一般的軍事常識，襄樊戰(zhàn)役打響后，魏蜀吳三方都應該把注意力、聚焦點全部集中于荊州戰(zhàn)場。蜀漢益州地區(qū)在沒有受到吳、魏任何威脅的情況下，絕不可能對荊州的戰(zhàn)況置若罔聞，作壁上觀。必須指出的是，秦漢三國時期，軍隊中已建立起相當完善的軍事情報系統(tǒng)。史家也對此作過系統(tǒng)研究。東漢時期，軍中負責通報戰(zhàn)況，從事情報和信息搜集工作的專職人員，稱之為“斥堠”，在小說《三國演義》中稱為“細作”。魏、吳二國對情報工作相當重視，蜀漢也不例外。例如，劉備在攻取漢中后，為了加強成都與漢中前線的通訊聯(lián)絡，“起館舍，筑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余區(qū)”[6]。劉備伐吳時，沿途派出許多“斥堠”，以保證前方和后方之間的聯(lián)絡暢通無阻。

當然，我們也可假設呂蒙攻陷江陵、公安后，嚴密封鎖消息，關羽的荊州軍卒全被俘獲，無一人漏網逃回成都報信。但問題是，東吳為了擴大戰(zhàn)果，又遣陸遜相繼攻克蜀漢的宜都、秭歸、枝江、夷道等城，孫吳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漢邊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吳軍凌厲的攻勢下，“漢中王劉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棄城而逃，奔回成都，“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7]。毋庸置疑，劉備、諸葛亮此時對荊州的戰(zhàn)況已基本清楚，只是關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度龂?middot;陸遜傳》明確記載宜都失守的時間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離關羽被擒還有一個月。

筆者認為，如果這時劉、葛即刻發(fā)兵，日夜兼程去營救關羽，或許還有機會，即使未能達到目的，救兵未及趕到，而關羽已遭不幸，劉、葛在此事上的處理總算還在情理之中。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連“人謀”也不盡，那又能作何解釋呢？問題是，陳壽所撰的《三國志》及裴注中均無只字片語涉及到劉、葛商議發(fā)兵營救關羽的記載，這當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為近代的國學大師以學術功底深厚，治學嚴謹而著稱，他在《訄書》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吳人，以隕關羽之命”的見解雖然僅是猜測，但確實很有道理，絕非是無稽之談。

已故著名史學家方詩銘先生襲用了章太炎的觀點，但他卻認為不是諸葛亮要除去關羽，而是劉備要翦鋤關羽。其理由是關羽驕橫跋扈，“不但易代(即劉備死后)之后將難于控制，即劉備健在之時也感到沒有把握”[8]。由此可見，章氏觀點已為治三國史專家所接受，只不過是檢討劉、葛二人中是誰要借刀殺關羽。筆者認為，撇開世人皆知的“桃園結義”不論，《三國志·關羽傳》明確記載，劉、關、張三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關、張追“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他們對劉備忠心不貳，義貫神明。同樣，劉備對關、張的手足之情亦是感天地，泣鬼神的。關羽死后，劉備深恨養(yǎng)子劉封，竟不顧昔日父子之情而將其處死。備稱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傾國之師伐吳報仇。群臣分析利害，極力勸諫，備盛怒不從。最后在伐吳失利、不能為關羽復仇的痛苦中含恨而死。大量事實表明，方先生的見解是經不起推敲的，所以，章氏的觀點雖然大膽，但卻能言之成理。

筆者在“諸葛亮擇主”一文中曾經剖析了關羽與諸葛亮的矛盾，這里再略作補充。其實，羽、葛之間不僅有爭奪權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們對蜀漢爭奪天下的政治與外交主張截然不同。聯(lián)吳抗魏是諸葛亮外交戰(zhàn)略的核心，“不交吳，則內掣于吳而北伐不振”[9]。諸葛亮為“交吳”而嘔心瀝血，成為其一以貫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關羽卻絲毫不能理解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聯(lián)吳抗魏的大政方針上處處與諸葛亮作對。他辱罵孫權為“狢子”(意謂禽獸)，還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師滅吳。由此足見，關羽的所作所為完全破壞了諸葛亮《隆中對》的戰(zhàn)略方針。所以，章太炎指出諸葛亮如不除去關羽，則必“將掣撓吾大政”。王夫之不愧為大史學家，他說：“欲合孫氏于昭烈以共圖中原者，魯肅也，欲合昭烈于孫氏以共拒曹操者，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終身而不易。蓋吳則周瑜、呂蒙亂子敬之謀，蜀則關羽、張飛破諸葛之策。”[10]又說，赤壁之戰(zhàn)，羽未有寸箭之功，“羽于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為之滅裂而不可復收。”[11]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喟然嘆服！既然關羽已成為諸葛亮聯(lián)吳抗魏戰(zhàn)略方針上的絆腳石，葛氏假吳人之手將其翦鋤也就不是毫無道理的事，我們又何必為之驚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