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楊瀚面前的張學良，“確實是老了，老化了”，“他對楊虎城這段有點不堪回首，不愿意去談。他的口述史里講過，對楊虎城被害有點惋惜；他給蔣介石寫的東西(《西安事變反省錄》)，確實是受楊虎城影響比較大”。

　　本文摘自《我們的父親》 作者：周海濱   出版社：華文出版社

　　楊瀚講述祖父楊虎城楊瀚說，小時候，初冬時分，家里正前方的桌子上會擺起一個戴眼鏡穿西裝的男子的照片，大人們會向著這個照片鞠躬，他也站到第一排，也鞠躬。長大后，他才記得，這是他的祖父，叫楊虎城，最早叫楊虎臣。

　　再后來，他從一本講述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大屠殺的小冊子上得知，他的祖父是烈士，被特務用匕首刺死了，因為要求抗日。

　　每年在西安舉行的這個祭奠儀式一直持續(xù)到“文革”。當時的楊瀚想加入紅衛(wèi)兵，可當時紅衛(wèi)兵要查三代，楊瀚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世，他回家問母親，母親告訴他：木匠。因為，楊虎城的父親就是一位木匠，曾經(jīng)反過清的木匠。

　　1969年春節(jié)，楊瀚兩年沒有回家過春節(jié)的父親楊拯民從“牛棚”里回來，召集全家說：

　　“我現(xiàn)在覺得有必要將咱們家的歷史告訴你們知道。”在父親三個小時的講述中，楊瀚楊瀚第一次知道了曹海鵬攝楊虎城是誰。“我們5個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聞所未聞的歷史所震驚，所感動。那一年我剛14歲，第一次了解西安事變。”41年后的2010年7月28日上午九時，北京白塔寺，楊瀚接受訪問，他向我們講述家族傳承中的和他所研究的楊虎城和西安事變。這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楊虎城大傳》的作者、楊家兩代人中唯一兩次見過張學良的人，對楊虎城的研究堪稱專家級。他為何研究楊虎城？出于家族感情還是西安事變的謎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變研究會會長楊瀚看來，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張學良身上。1999年、2000年，楊瀚兩次赴美國夏威夷看望張學良，但是他不明白為何張學良見到他時，“身體怔了一下”，說聲“你好”便不再言語。

　　他同樣不明白，國民黨二級上將楊虎城在蔣氏父子統(tǒng)治臺灣時期為何被從西安事變中消失，而連張學良在晚年的口述歷史中也鮮有提及楊虎城。

　　當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時候，他提筆給連戰(zhàn)和馬英九寫信，要求國民黨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任何的回復”。

　　兩見張學良，“他拒談楊虎城”

　　“我是替我父親去看張學良的，也算是完成父親的遺愿。”楊瀚開門見山地說。楊瀚父親楊拯民是楊虎城的長子，曾任全國政協(xié)副秘書長。張學良侄女張閭蘅1982年來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楊拯民。張閭蘅曾告訴本刊記者說，“我到大陸的時候，找到了楊拯民，他讓我轉達對大伯的問候。后來大伯說想見呂正操、萬毅。楊拯民就把我引薦給他們。”

　　張閭蘅和楊拯民，張楊二人的第二代就這樣聯(lián)系在了一起。楊拯民不忘讓張閭蘅給張學良捎去些禮品，而張學良也在1990年托人給楊拯民帶來親筆題詞：“拯民世弟：愛人如己，張學良敬書，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1991年3月10日，張學良與夫人趙一荻赴美探親，張學良結束幽禁生活獲得赴美探親的自由。“當時中央決定去紐約看望張學良的人選，父親也是被考慮的人之一，但后來派呂正操去了。”

　　楊瀚說：“第一次去見就是禮貌性的拜訪。我算是完成父親的遺愿，他1998年10月份去世了，父親生前總想見張學良一面。他十幾歲的時候和張學良是比較熟的，‘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和我們家來往比較密切。”

　　兩次拜訪張學良，楊瀚記憶猶新。

　　第一次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門口，楊瀚帶著女兒楊好好見到了坐在輪椅上的張學良：“他做禮拜的時候，我去見他。我先到的，他入場的時候，閭蘅大姐就把我介紹給他了”。

　　張學良坐在輪椅上，聽到這是楊虎城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說“你好、你好”，便再也沒說什么了。這樣的反應讓遠道而來的楊瀚有點始料不及，為何會這樣，這個與楊虎城一起敢“把天戳個窟窿”的世紀老人，為何如此的平靜。第二年，楊瀚再次赴夏威夷參加張學良的百歲壽誕。“安排我到他(張學良)住的夏威夷希爾頓酒店，閭蘅大姐推著他到海邊散步。”

　　1936年10月下旬，張學良、楊虎城陪蔣介石游興平縣茂陵(漢武帝墓)。右起第四人為楊虎城，七為張學良，八為蔣介石，十一為馮欽哉，十二為邵力子。

　　這次希望帶點什么回去的楊瀚說：“他根本就不想談，沒有談話的意思，我也沒帶著問題去。后來我們就一直在祝壽等公共場合，我沒有機會與張學良談具體的問題。張學良也沒有向我提及他與祖父當年的往事。”

　　張學良為何不愿意提及楊虎城和西安事變？這讓工科出身的楊瀚倍感迷惑：“因為兩家有緣，我去看張學良，但是兩次美國之行沒想到他那么平靜，就是覺得有點奇怪，從那會兒才開始研究。”

　　楊瀚面前的張學良，“確實是老了，老化了”，“他對楊虎城這段有點不堪回首，不愿意去談。他的口述史里講過，對楊虎城被害有點惋惜；他給蔣介石寫的東西(《西安事變反省錄》)，確實是受楊虎城影響比較大”。

　　“西安事變沒解密的材料在臺灣。比如蔣介石怎么迫害張良、怎么分化瓦解東北軍等”。楊瀚說。

　　張學良、楊虎城，誰是主謀？

　　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聯(lián)合發(fā)動的自是無疑，但是張楊二人誰是主導者，這個貌似很清晰的問題，連張學良自己的回答都含糊不清。

　　1956年12月15日，張學良奉蔣介石之命回憶西安事變時，他回憶說：“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他在1957年寫的《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說：“我西安剿匪一位主要的伙伴——陜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他非常熱衷抗日而不愿剿匪。”1但是，晚年的張學良在向張之丙姐妹口述時卻改口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當然我們兩個人，那是楊虎城不平啊。”又說：“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1楊瀚著，《楊虎城大傳》，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

　　紅軍消滅了近三個整編師。10月2日，蔣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總司令部自任司令，張學良為副司令。10月9日，楊虎城奉命率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線設防，阻止紅軍南下。當時，楊虎城向張學良坦言：“剿匪”是無期徒刑。一O九被殲，師長牛元峰陣亡。張學良向蔣介石申請為陣亡師長撫恤10萬元，蔣介石不理會，以致張學良大叫：“我張某人混得都不值10萬塊了！”楊虎城部在“剿匪”中損失重大，對蔣介石也不滿。于是，張學良與楊虎城之間逐漸關系拉近，十七路軍與東北軍聯(lián)系密切。

　　第二次在1936年春。楊虎城在張學良府邸敘談。張學良問楊虎城：怎樣才能達到我們的(抗日)目的呢？

　　楊虎城說：先停止內戰(zhàn)。

　　張學良嘆息道：我同蔣談過好幾次停止內戰(zhàn)的事，蔣的態(tài)度很堅決，他說：“讓我死了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好了”。

　　楊虎城說：軟說不行就硬干。

　　張學良沉思了一下說：這個辦法好，剛柔相濟、剛柔并用1。

　　第三次是西安事變當月。1936年11月，蔣介石飛抵洛陽策劃“剿共”。張學良于12月3日飛抵洛陽，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同時要求釋放上海救國會七君子。蔣介石嚴詞拒絕2。

　　1956年12月15日，張學良回憶說：“關于停止剿匪，團結抗日，楊深表同情。……迨至良從洛陽返來，心情十分懊喪，對楊談及蔣公難以容納余等之意見，該時良對蔣公發(fā)有怨言，并問計于楊，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內戰(zhàn)，敦促蔣公領導實行抗日之目的。楊反問良，是否真有抗日決心？良誓志以對，楊遂言待蔣公來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良聞之愕然。

　　1王菊人，《記西安事變前后的幾件事》，《陜西文史資料》第十五輯第156頁。

　　2張責問“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么區(qū)別”。蔣嚴厲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在閱兵時，蔣甚至聲色俱厲地聲稱：“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蔣的頑固態(tài)度使張學良“有如涼水澆頭”，對蔣絕望。回到西安后談起有關情況，向楊問計，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內戰(zhàn)。

　　楊虎城武力扣蔣的想法讓張學良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沉默不語的張學良讓楊虎城以為碰了釘子，不由地警覺起來了。“余張學良隨即安慰說：

　　非賣友求榮之輩，請勿擔心！不過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后來，張學良說：假如自己當時與何成?；驈埲汗蔡?，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發(fā)生。楊虎城在西安事變籌劃中所發(fā)揮作用可見一斑。

　　12月11日晚，楊虎城與孫蔚如、趙壽山、李興中、孔從洲等對當晚的軍事行動做了最后的部署，他說：“我們準備好，等張學良副司令來共同確定，與臨潼統(tǒng)一行動。”

　　在部署完后，一邊等張學良一邊談“兵諫”后可能出現(xiàn)的情勢。楊虎城說：“我們?yōu)榱丝谷眨鹊猛Ｖ箖葢?zhàn)，除捉他逼他，沒有別的停止內戰(zhàn)的辦法。只要把蔣介石捉來，他預定的一切軍事部署都會落空，內戰(zhàn)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蔣介石沒路走。我們除抗日外，也沒路走。

　　那時候，誰不抗日，百姓更會反對誰，舉國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會形成。”

　　楊虎城又說：“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指主張抗日)，軍事上可能失敗(指十七路軍這個部隊)，我們的抗日主張會得到全國人民的同情，只是在軍事上，我們處于蔣介石部隊的東、西鉗制中，我們的部隊，一時集中不起來，一旦要打仗，對我們是不利的。蔣跑了，或者把蔣打死，立刻會有戰(zhàn)事。”

　　楊瀚說：“我祖父那時就非常注重老百姓的力量。當時還有人問他：‘把蔣介石捉了，其他實力派不響應怎么辦？’祖父說：‘實力派不響應，我們照樣單獨干。我們干的是老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會響應我們，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實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在11日晚12時許，張學良率領東北軍11名重要將領來到新城楊虎城辦公處，興沖沖地問楊虎城準備好了沒有。楊虎城說：“我們準備好了，專等你來以后下命令。”

　　12日凌晨四時許，東北軍衛(wèi)隊一營營長王玉瓚，率領該營原來擔任蔣介石外圍警衛(wèi)部隊來到了臨潼“華清池”。因為“華清池”的大門由他們守衛(wèi)，所以進大門沒有任何麻煩；當接近二道門時，蔣介石的一個衛(wèi)士來回走動。王玉瓚舉起手槍，連打三槍，命令戰(zhàn)士開始進攻。

　　西安事變漏消息，曾有飛機來救蔣

　　轉過廊柱、躍上池塘、登上五間廳平臺，王玉瓚便看到第三間臥室虛掩著房門。

　　王玉瓚快速闖入，可是蔣介石的蹤跡全無。

　　這時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四時許。

　　原來突然響起的槍聲讓蔣介石警覺起來，趁著衛(wèi)兵與王玉瓚和孫銘九帶領的五六十人交火之際，蔣介石匆忙逃跑。

　　楊瀚說：“他們發(fā)現(xiàn)蔣介石的假牙還在桌子上，被子還有余溫，汽車數(shù)量也沒有減少，就估計跑不了多遠。”

　　15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樓里，楊虎城獲悉消息后當即下令搜驪山，并命令十七路軍衛(wèi)士大隊長白志鈞帶他的衛(wèi)兵乘一部小汽車及兩部卡車，沿西安到臨潼的公路向臨潼方向搜尋。

　　當白志鈞搜尋到臨潼華清池，一架飛機突然降落在他面前，他們是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派來“救駕”的，駕駛員誤以為他們是蔣介石一行，。“消息報到指揮部后，張楊二人認為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有內奸。事變發(fā)生后，他們竟然將張楊的八項主張延遲發(fā)出，而先向洛陽復興社聯(lián)絡站報告了‘蔣被扣’的消息，所以才會有飛機來救蔣介石。”

　　此時，蔣介石在何處呢？史料顯示，此時身著睡衣的蔣介石先是從后門逃跑，但是后門被鎖住了，只好由衛(wèi)士扶著爬上華清池后的院墻，匆忙從一丈多高的院墻跳下，重重地摔在了亂石溝里，脊椎骨和腳均被摔傷1。

　　摔傷的蔣介石此時無法動彈，只好由衛(wèi)士背著爬了一段山，這時發(fā)現(xiàn)一個山洞，就在里面藏了起來。

　　搜索到半山腰的東北軍衛(wèi)隊營副連長張化東發(fā)現(xiàn)了蔣介石的侄子、侍從蔣孝鎮(zhèn)。張化東拿槍逼問說：“委員長呢？快說，不說就打死你。”

　　蔣孝鎮(zhèn)驚慌不已、語不成聲。

　　從蔣孝鎮(zhèn)慌張的眼神里，張化東覺察出蔣介石可能藏在了虎畔石附近。

　　1楊瀚著，《楊虎城大傳》，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頁。

　　“里面有人嗎？快出來！再不出來就開槍了！”“嘩啦嘩啦”一串清脆的槍栓聲，逼出了藏身于兩塊巨石縫隙里，光著腳、只穿著單薄睡衣、凍得渾身發(fā)抖的蔣介石。

　　東北軍的軍官用長袍把蔣介石裹上，然后背著他下山。蔣介石成功被扣！在場的東北軍官兵都興奮異常，號兵在他上車時吹起了接官號。與蔣介石同時被扣押的還有50多位國民黨軍政要員和7000余名士兵。

　　張學良得知消息后，高興地對眾人說，“我和楊主任膽大包天，把天捅了個窟窿。現(xiàn)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覺了。”

　　1936年12月12日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fā)出通電，并通電全國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內戰(zhàn)”為中心的八項主張。張、楊表示：“我們持有公理，決不后悔。我們惟一的希望，只是求這些政策的實現(xiàn)和對國家有所貢獻。讓全國的同胞來裁判我們的功罪！”

　　為了應對可能出現(xiàn)的復雜局面，張、楊二人在軍事、政治和對外宣傳方面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電告各地方實力派和國民黨要員馮玉祥、李烈鈞、孔祥熙、宋美齡外，中共中央、南京國民政府均收到了張、楊的電報。

　　12日晚上，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了陜北保安的紅軍中，不論從普1936年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報》發(fā)刊。圖為12月13日和15日《解放日報》的部分版面。

　　通紅軍戰(zhàn)士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些高級領導人都表現(xiàn)的興奮異常。許多人半夜高呼“革命勝利萬歲！”，有的喊“打倒賣國賊蔣介石！”有的唱起歌，跳起舞，慶祝到大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