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同舟共進》2011年第12期，原標題為“言有易，言無難：再談‘毛羅對話’”
一時沸沸揚揚的“毛羅對話”——1957年7月，羅稷南在上海詢問毛澤東：“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毛答：“魯迅么，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xù)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有了黃宗英的“親聆”之后（《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可貴的是還配有一張現(xiàn)場照片），從一個史家的角度看，已經(jīng)可以“定案”了。但若從史學的角度看，則還有些話可說。
首先，是黃宗英先生所謂“孤證”的問題。換句話說，即便只有“孤證”，她當不當說？說了又管不管用？
當初黃先生的律師史保嘉說起這事，我即表示，“孤證”，在黃先生的立場，倒無須考慮；一件事講得有沒有道理，當由史家去評定，是屬于史家的問題。舉一個大家熟悉的例子，好比當庭對質(zhì)，原告的舉證是否有理當由法庭評定，他只管講他的理由就是了，別的則不必管。
我還想轉(zhuǎn)告黃先生的是，過去人們重視，甚至是單一地依賴文字史料，現(xiàn)在“口述歷史”受到高度重視。特別是治當代史，并不能只靠文字史料（直到現(xiàn)在，經(jīng)某書“廣泛查詢”而不收錄的事情還是常見的），無論是政治史還是社會史，都不能不依靠口說的史料，哪怕僅是一個“小人物”，講的只是“鄉(xiāng)里瑣談”。這是史學發(fā)展的一個方向和新的潮流。
其次，還得從《百年潮》2002年第9期那篇反駁文章說起。該文通過大量“考據(jù)”，斬釘截鐵地認為“毛羅對話”根本就不可能發(fā)生。原因倒不是毛有無機會來上海（這是對話的地點），也不是他在1957年曾否來過（這是對話的時間）；而是羅稷南這樣一個“小人物”，他哪里“夠膽”向毛講這些話（所謂并非“鋒芒畢露”之人）？又有什么資格這樣講話（“同毛澤東有多熟悉”）？一句話，“以（羅）這樣的性格，又看不出他同毛澤東有多深的交往，很難想象他在7月7日晚上那次座談的大庭廣眾之下能當面向毛澤東提出‘具有潛在的威脅性’的話題來”。
事后看來，所有這些推論，哪有一句能站得住？
在我（一個歷史學者）看來，這件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連帶著一個史學上的道理，即對于一個歷史事件，證明它“有”，則易；證明它“沒有”，卻很難。
使我想到這一問題的，是多年前（大約1994年）俄國著名的中國通、外交家和史學家齊赫文斯基來華，他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表示：在閱讀了已經(jīng)解秘的檔案材料之后，可以斷定，蘇共當初并未反對過中共渡江“解放全中國”。
這是不是太“輕巧”了？輪到大家提問，我便提了幾點，算是“矯情”一番——毛與若干中共領導人為何在這個問題上要公然“騙人”（“好長臉”么）？翻譯師哲沒聽說過，是否即可表示蘇聯(lián)人沒有說過（當時五大書記中至少劉少奇、任弼時二人俄文都有相當功底）？更關鍵的問題卻在于：檔案里沒有的，事實上就一定沒有嗎？ 其實，這并不是我“發(fā)明”的道理，而是有一句老話，就叫做：“言‘有’易，言‘無’難”。說來話長，1927年王力（語言學家）在清華做研究生論文時，他的指導教師趙元任即為他批了這幾個字。據(jù)說，這成為王先生的座右銘，一輩子受用不盡
這個論點，正點出了前述《百年潮》文章的“不講理”處。該文的問題還不止于此，它引述了毛澤東一段話（講述時間“待考”，但已收錄于《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里）： 有人問，魯迅現(xiàn)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又不敢寫……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
以我淺薄的經(jīng)驗來看，這段話沒準倒可以證明毛確實談過“要是魯迅活著會怎樣”這一問題。它與本文開頭所引那段對話的區(qū)別，也沒有那么大——如果再考慮到這種文本在發(fā)表前還要經(jīng)過多少道修飾、修改的話。
毛為什么要在那36個文人、知識分子面前講這番話？這或許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我想，可能還是與他自以為是知識分子的“朋友”有關，所以他才“率性任情”地講了；換了另一個場合（如在黨的會議上），則不大可能（大約也不會有類似的提問）。毛是哪一種人物，我們不好隨便定義，但他決不是“尋章摘句”的“腐儒”，也不是什么“文秘”。我想對這樣一些基本的判斷，我們都不該會錯了意。
最后我想說的是，黃先生所說，恐怕并非“孤證”?！稌罚?002年第12期）有一篇羅稷南侄子陳煌的文章即曾談及此事。所以周大公子海嬰知曉此事，其來路自不止一處——讀者一查，便知分曉。
剛剛又讀到一段文字，據(jù)說，1936年初魯迅曾對共產(chǎn)黨人馮雪峰說：“你們來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
但它若只是一個“孤證”呢？我想只好引用如下的話，以示吾道之“不孤”：
有人鐵口斷言孤證沒有說服力，但我相信在某些情況下，孤證是假象世界里唯一的真實。
在我看來，這種問題不知還會碰到多少次，是為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