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日下午，因為一個自稱“老太婆”的老人的到來，金城的午后，變得異樣溫暖。
她，就是樊錦詩。
剛剛過去的一段時間，樊錦詩的名字像敦煌一樣，更加深入地走進全國人民心中，走向海外世界。
2018年12月18日，樊錦詩被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榮譽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獲評“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
2019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頒授勛章獎章。樊錦詩，是全國唯一一位“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
10月4日，第四屆“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在香港舉行頒獎典禮，樊錦詩獲“正能量獎”。值得一提的是，“呂志和獎”正能量獎，不但要求獲獎者具備世界性的成就和貢獻，還特別注重對獲獎者作為精神道德榜樣的考量，強調(diào)鼓舞人們在艱辛和逆境中追求建設性的改變，在推動社會和諧和文明進步中的無私奉獻。
10月21日，由樊錦詩口述、北京大學藝術(shù)學院教授顧春芳撰寫、譯林出版社出版的《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在北京大學發(fā)布，與廣大讀者見面。
……
這是一位81歲老人最近的行程，閃爍的光芒，足以慰平生，也足以照亮更多人。
“我也是南方人”
“我也是南方人，很想回去。”沒有刻意的表白，在當天舉辦的樊錦詩獲國家榮譽稱號暨《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出版座談會上，樊錦詩坦言，剛到敦煌時真的想走，因為一個搞科研的地方條件怎么能那么差。
可又不太想走，因為莫高窟確實太美了。
走和不走，樊錦詩都不太堅定。
“其實，我這個人比較笨，也比較傻。”樊錦詩說，自己搖擺不定，但組織讓自己待在敦煌，自己就待在敦煌。
“他們怎么能待下來，我真是奇怪。”常書鴻、段文杰等前輩把敦煌當成自己的家，把敦煌融進自己的血脈里，把敦煌變成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太了不起了”，樊錦詩被深深感染。
時間長了，樊錦詩對敦煌的感情越來越深，也逐漸明白、理解前輩為何能默默無聞，在大漠深處，獻了青春獻生命，獻了生命獻子孫。因為，敦煌的價值之高無法估計，敦煌的資源之多用之不盡、取之不竭，“莫高窟這座文化遺產(chǎn)實在非同小可。”
“我的命運好像就在敦煌。”既然待著，就要做點事，就要把前輩未竟的事業(yè)做好，樊錦詩回憶道。
1944年，驚艷于中國藝術(shù)之美，已在巴黎頗負盛名的東方之子、畫家常書鴻從法國巴黎來到大漠戈壁，白手起家開始了敦煌研究院的創(chuàng)業(yè)史。
到1962年，樊錦詩到敦煌時，已過去了18年。
“常先生去敦煌的時候，完全是一片廢墟啊。”樊錦詩說，但在18年時間里，前輩們做了大量修復、保護、研究、測量、臨摹等工作，為后來的敦煌研究院開展各項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必須做好接力，“否則，對不起前輩。”
“我真沒想到”
1938年出生的樊錦詩，經(jīng)歷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全過程，也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她沒想到，自己會被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榮譽稱號，更沒想到能榮獲國家榮譽稱號。
“我也沒想到，我真不知道哦！”樊錦詩回憶道。
有人對她說，你就穿成這樣去和習近平總書記握手??？“我有什么辦法，我也不知道?。?rdquo;質(zhì)樸無華、甚而有些童言式的語言引來一片會心的笑聲。
“當時，有點‘開小差’，腦海里馬上想到了前輩和同事。”樊錦詩坦言，“改革先鋒”不是我一個人的，這個榮光屬于無數(shù)先輩和莫高窟人。敦煌研究院能有今天，功在祖先千百年來多元性、持續(xù)性“接力”，留給我們一座獨一無二的文化寶庫；功在一代又一代莫高人堅守大漠、無私奉獻的艱苦奮斗。
“獲得國家榮譽稱號時，特別穿了一件絲絨的棉衣。”回憶起9月29日那一天，樊錦詩像個孩子一樣，言語里充滿童真與興奮。
“第一次去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印象深刻。”樊錦詩還記得，因為自己的姓氏筆畫數(shù)最多，所以排在最后面，習近平總書記站了有半個多小時。
“我們又見面了！”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為樊錦詩頒授勛章時說的一句話。樊錦詩很自豪。
之后，樊錦詩又受邀與同獲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其他人，一同到天安門城樓觀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國慶大典，“心里更加不平靜”，我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人，“可國家簡直把我們當成‘寶’了。”又看看周邊張富清、李延年等人，樊錦詩“感覺很慚愧”，“這些老英雄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從‘改革先鋒’到國家榮譽稱號，榮譽越來越高，我不過是萬千文物工作者的一份子。”樊錦詩忐忑，卻也欣慰。這么多年，樊錦詩“對文物兩個字比樊錦詩三個字更敏感，也有更多想法”，“這些獎要拿給甘肅人民和甘肅的領(lǐng)導看看。”
“我心歸處是敦煌”
“世界太小了。”樊錦詩又接著講《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的“誕生史”。
以往，有不少記者采訪樊錦詩，寫關(guān)于她的報道；也有不少人提出，要為她寫傳記。
樊錦詩總是不假思索，一一拒絕，“我覺得自己沒什么可寫的。”
后來，同行、同事、朋友都勸樊錦詩寫一部回憶錄，“寫你，也寫敦煌啊”，說得多了，樊錦詩開始認真考慮這個建議。
“也對，那就寫吧。”樊錦詩明白，自己在敦煌工作60年的經(jīng)歷和所見所聞，正是莫高窟發(fā)生巨變和敦煌研究院事業(yè)日新月異的60年，“為敦煌研究院的發(fā)展留史、續(xù)史，也是我不能推卸的責任。”
也是天意。
2014年，北京大學幾位教授到莫高窟考察，樊錦詩和藝術(shù)學院的教授顧春芳一見如故。
“她多才多藝，知識面很廣，眼界也很開闊，很聊得來。”樊錦詩對顧春芳不吝溢美之詞。
從敦煌回北京，顧春芳就寫了兩首詩，一首是關(guān)于莫高窟的，一首是關(guān)于月牙泉的。
樊錦詩看著喜歡。
“那就再來啊。”沒多久，北京大學的這幾位教授又說“還想再去敦煌看看”，樊錦詩熱情地邀請了他們，“莫高窟也有個賓館，雖然不如北京的，但還湊合，住下來慢慢看。”
誰知他們來了，說還有一個任務，“給你作記錄。”
“行。”這次，樊錦詩二話沒說，答應了?；蛟S是與自己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有關(guān)，“相信他們的學問。”
樊錦詩和顧春芳的訪談持續(xù)了十多天。因為信任，樊錦詩特別放松，敞開心扉、毫無保留，問什么說什么。
“不能光說敦煌研究院的事啊，也說說你自己。”顧春芳也會提“意見”。
有一次，樊錦詩到顧春芳的房間，發(fā)現(xiàn)偌大的書桌上，堆滿了關(guān)于敦煌歷史、敦煌藝術(shù)、藏經(jīng)洞文物、壁畫保護等方面的書籍，樊錦詩情不自禁地說：“顧老師，你太厲害了！”
樊錦詩知道，顧春芳并非考古、文物專業(yè)，也不是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寫這本書，也著實為難。加上北京、敦煌相距遙遠，見面不易，就盡量多提供一些材料給顧春芳。
“看到初稿時，大大超出我最初的想象。”樊錦詩覺得顧春芳很辛苦，又非專業(yè)出身，“我有責任配合她做好校對工作，尤其是把事實搞清楚。”
或許，好事多磨。2016年，此書完稿。2017年，樊錦詩的丈夫彭金章病重；2018年，顧春芳的父親病重……
直到今年3月，樊錦詩又重拾此書，到7月初完成校對，又和顧春芳一起梳理框架。
從“人生的不確定性”“神圣的大學”“敦煌是我的宿命”“千年莫高窟”，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敦煌的女兒”，再到“保護就是和時間賽跑”“永久保存，永續(xù)利用”“莫高窟人和‘莫高精神’”……《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傳》分13個篇章，以時間為序，將樊錦詩和樊錦詩心心念念的敦煌娓娓道來，封面上寫著“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
“反正您的心就在敦煌，書名就用‘我心歸處是敦煌’吧。”自稱“我是敦煌的‘老太婆’”的樊錦詩，對顧春芳的這個提議回答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