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特殊性”毋庸置疑。因為是首都，這里集中了中國的國家級黨政機構(gòu)，也聚攏了越來越多的教育、醫(yī)療、文化等優(yōu)質(zhì)資源。作為“特殊”的標志之一，北京還有全國最便宜的地鐵票價：無論坐多遠，一律2元。

　　近日北京市政府放出風來，將調(diào)整地鐵票價，理由是地鐵里太擁擠了，要用漲價的杠桿給地鐵松綁，讓地鐵車廂里每平方米減少到5個人。

　　這個目標有一定真實性，但輿論還是嘩然了。前兩年北京市曾探討環(huán)路等交通干線在擁堵高峰時收“交通擁堵費”，但輿論一罵，立刻縮了回去，北京的社會穩(wěn)定和輿論和諧畢竟是“高于一切”的首選。

　　這幾年對諸如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過度集中優(yōu)勢資源的批評很多，似乎這種狀況是行政權(quán)力一手操縱所致。然而事實是，這種集中既有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塑造，也有市場經(jīng)濟的反復推動。在市場時代，超大城市擁有了類似“萬有引力”的神奇力量，它吸入的物質(zhì)越多，整體吸引力就更大。

　　如今行政干預對于調(diào)控北京這樣的城市，作用越來越有限。今天北京讓人望而卻步的門檻更多是霧霾，是大堵車和高房價。大城市的擴張看來的確是有邊界的，北上廣等逐漸露出它們作為超大城市的硬傷。

　　然而即使這樣，人們還是涌入超大城市，甚至很多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年輕人愿意在這里漂著，做“蟻族”，期待時來運轉(zhuǎn)。這部分人同時是超大城市里社會不滿情緒的活躍表達人群。

　　地鐵票漲價，大概只能算北京“正?；?rdquo;最輕微的動作，但輿論已經(jīng)難以承受。設(shè)想一下，如果把超大城市的教育、醫(yī)療資源向全國“分流”，會有多少市場和非市場的力量進行抵制。

　　讓我們打個比方，如果把上海交大搬到河南的駐馬店或者安陽，行政上這件事做得了，但市場力量未必會買賬。一個現(xiàn)成的例子擺在那里，西安交大就是從上海搬過去的，但就因為它從此在西安，逐漸在考生眼里成為與上海交大“不是一個檔次”的學校。

　　在中國向超大城市移民將越來越難，老居民相對于新移民的優(yōu)勢并非只是戶口。比如，假設(shè)北京、上海的所有常住人口子女都可以就地報考大學，那么兩地的所有住房就會變成“大學區(qū)房”，房價就會漲得讓外來人口更買不起、甚至租不起。

　　對于北上廣等超大城市業(yè)已形成的福利格局，強行用減法搞拆除將面臨巨大社會風險。民意永遠都只看眼前利益，講長遠利益的大道理在輿論場上行不通。

　　只有真正把中小城市發(fā)展起來，才能解開中國超大城市的困局。中小城市建設(shè)可不光是蓋樓修路，把它們搞成一個個都很漂亮的“超大樓盤”。最重要的是培育中小城市的吸引力，或者說是軟實力。要讓那里有高收入的工作，有年輕人的前途，有各個城市自己的文化和名人，使得它們雖小，但卻有面對超大城市的獨特競爭力和驕傲。

　　比如義烏就是個迄今比較成功的例子，還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路走了一半，它們面臨自我鞏固，而不被大城市吸引力沖垮的艱巨任務(wù)。

　　回到北京地鐵票漲價的話題，它觸動的不僅是地鐵，也將影響地面公交，甚至對地鐵沿線的房租和樓價產(chǎn)生微妙影響。然而眾聲喧嘩中，還是喊聲“政府想減少民眾福利”最容易搶眼，也最容易獲得掌聲?，F(xiàn)在的問題是，很難就一個公共話題在輿論場上做嚴肅認真的討論?！?/p>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