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發(fā)改委城市和小城鎮(zhèn)改革發(fā)展中心主任李鐵在公開場合表示，目前有2.2億農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務范圍之外，中國的城市化政策應該進行改革。然而，當有人提出戶籍制度及其相關制度應該取消或重新規(guī)劃時，李鐵表示，戶口制度沒有那么簡單，不是取消就能了之的。（6月27日新華網）李鐵說的戶口制度不簡單，主要原因是，如果取消戶籍制度，需要從財政這塊固有的蛋糕里面切出一塊來給外來人口，也就意味著對戶籍人口的服務質量就會有所下降，所以這不是簡單的一個改革，而是利益關系的分配和調整。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認為，縮小因戶籍產生的利益差距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此話不錯，然而，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戶籍制度，捆綁其上面的附加價值豈是旦夕之間能夠剝離的？

　　戶籍制度，早已為中國百姓所不滿甚至到痛恨之境地，然而，這個抽象的怪物卻通過這幾十年改革逐步迭加的利益，左右著許許多多平凡人的悲喜。

　　比如說，前段時間的知青回城故事，或大書于各類文學刊物之上，或熱播于電視之上。而透過這種對圍城的進出所上演的熱鬧故事，我們依稀看到戶籍對個人命運的操弄。不同的是，知青愿意在鄉(xiāng)下的立馬就能生根，而無心鄉(xiāng)土的一般在幾年后或許就能踏上返城的列車，而農民工久居城中卻無法獲得城市的接納。前幾日有新聞報道稱有年青女子嫁給北京一精神病人，花樣女子這出悲劇的導演者難道不是戶籍制度？當然，也有人指出，抽象的戶籍制度無法自我辯護，關鍵是政府部門缺乏打破這種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氣。

　　現行弊病早已清晰，新中國成立之時，廢除了等級制度。然而，從50年代的戶籍制度開始，卻似乎又把人區(qū)分為工農兩大階層。而且這兩大階層牢牢地被戶籍制度捆綁著。從1978年恢復高考后，通過高考獨木橋的農村孩子往往可以實現躍農門，進行單向流動，衣著襤褸地入城來追逐夢想參與城市建設。然而，當分配制度取消后，這條上升通道再度堵塞。從而，社會流動至此幾乎斷絕，階層由此固化。

　　當然，無須筆者過多例舉戶籍帶來的困惑與悲傷，媒體每天都會有類似的報道出籠，幾無新意，但是層出不窮的悲劇與草民血淚吶喊，就目前情況來看，依然不足以推動戶籍制度的改變，也許僅能換來微調，比如某些地區(qū)的積分入戶，但僅如滴水投入沙漠。2010年3月，13家省級媒體同發(fā)社論，希望通過媒體的齊聲吶喊，為戶籍制度改革助跑，并一針見血地指出，現行的戶籍政策事實造成了城市居民與農民、城市居民之間地位的不平等，制約了中國公民的自由遷徙，明顯與《憲法》相違背。

　　然而，即使是違憲，卻依然不足以撼動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偏見，或許會有種種推遲改革戶籍制度的理由，但什么樣的理由都不足以構成違憲的正當性。我們也相信，戶籍制度的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但既然已到了民眾沸騰的時機，就是時候進行真改革了。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遠大目標，必須確立這種基于恪守憲法的人本主義思想。以人為本，讓戶籍退出歷史舞臺，解放每一個公民潛在的建設動力，成就一個國家關于和諧發(fā)展的夢想，需要做的，僅僅是打破戶籍制度，撫平由此造成的群體傷害，如此而已，僅僅如此而已。寧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