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說法：成都文脈不斷延續(xù)

　　文翁學堂是全國乃至全世界首個正規(guī)的地方官辦學校。文翁是在漢景帝時以“蜀郡守”身份來成都做官的，此人“仁愛好教化”,當時他選派了一批“開敏有材”的郡縣小吏到京師學習。一批又一批的受業(yè)博士回到成都以后，都被文翁授予了新官職，命他們傳播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文化知識。同時，文翁還設(shè)立了最早的地方官學，招收各縣青年為“學官弟子”,學習律令和其他學科知識。文翁對成都乃至全國的文化教育影響至為深遠。后來這個模式在全國推廣，地方官辦學校都以這個模式設(shè)立。

　　在宋代慶歷年間，文翁學堂西學擴展，增加了學校利用率、擴大了招生。學堂通常都是幾百個學生；南宋時達到上千。《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中，列選了中國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這一條目中寫道：“中國西漢蜀郡太守，漢代郡縣學的發(fā)軔者。”文翁興學的成就，不僅培養(yǎng)了一批吏材，如張叔，漢武帝時征為博士，官至侍中、揚州刺史；而且推動了鄰近屬縣的興學，如“巴漢亦立文學”.蜀地此后出現(xiàn)司馬相如、揚雄等知名才學之士，與文翁興學造成的社會風氣亦不無關(guān)系。景帝嘉獎文翁興學，“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至武帝，又下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文翁興學，實為中國歷史上地方政府設(shè)立學校之始。

　　張勛燎認為，文翁受到人們的尊崇，文翁學堂建筑遺存作為一種紀念意義的材料，作為地方政府辦學的象征而成為名聞遐邇的歷史文物古跡，長期受到關(guān)注和保護，在千余年的時間內(nèi)成為成都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一大標志。在宋末元初戰(zhàn)亂中該建筑遺存碑損毀后，地面上看不到遺跡了，連準確的位置也弄不清楚了。兩通漢碑作為文翁學堂遺存的一部分，它們的出土，為文翁學堂遺址的準確位置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線索。“如果沒有這兩個碑，沒有人能夠說清楚文翁石室的具體位置。”

　　“這項研究太重要了，可以說是不斷延續(xù)我們成都文脈的一種方式。”張勛燎向記者坦言，“說實在的，在研究這兩通漢碑之前，我手中還有其他課題，但粗略閱讀漢碑上的文字之后，我毫不猶豫地放下手中原本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到這兩通漢碑的研究中。”據(jù)悉，除論文《成都東御街出土漢碑為漢代文翁石室學堂遺存考》外，張勛燎還將于今年發(fā)表最新論文《從漢碑出土的層位，看黨錮之禍》，再次深層次解讀這兩通漢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