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西段主要是蔥嶺以西。南道從莎車越過懸度，進入南亞次大陸，可到難兜、罽賓和天竺，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從莎車西行到蒲犁，翻越蔥嶺進入大夏、大月氏，可達安息，即今天的阿富汗、伊郎等地。北道從疏勒可到大宛、撒馬爾汗、馬雷、馬什哈德、經(jīng)里海南岸到巴格達、再經(jīng)大馬士革西南到北非。另外從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通過伊犁河谷到達哈薩克斯坦，沿錫爾河東岸，繞咸海、里海、黑海北部草原，到君士坦丁堡。懸泉漢簡中有烏孫、大宛、康居、大月氏、罽賓和烏弋山離的記錄，是研究絲綢之路西段交通的重要資料。

　　6.為研究西域和中亞的歷史以及中西關系提供了實物和文獻上的新證據(jù)。

　　西域這一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指向。西漢時期，西域有36國。西漢末年分為55國。除康居、大月氏、大夏、罽賓、難兜、烏弋山離、安息“不屬都護”外，其余48國，在漢末有戶 221570,總?cè)丝?254991 人。這片土地山河壯美，幅員遼闊，今天的面積是166萬多平方千米，如果加上清代被人割走的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千米，應該是210多萬平方千米。兩漢時期，西域的歸屬和向背先是隨著漢與匈奴勢力的消長而揺擺于兩者之間，后來則因為匈奴的衰落而徹底歸屬漢朝，最終成為漢王朝統(tǒng)治下的一個地方政權。在這方面，漢簡材料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手檔案文獻和實物資料。西域55國中，漢簡中記載了其中34國的材料。除上文所列20國外，還有車師（分為4國）、且彌（分為2國）、胡狐、烏貪訾離、烏孫、大宛等10個國家。

　　烏孫是張騫第二次出使通好的主要對象。而張騫于元鼎二年回返時，“烏孫發(fā)道譯送騫，與烏孫使數(shù)十人，馬數(shù)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緊接著漢朝遠嫁公主與烏孫和親，標志著漢與烏孫的鄰國關系進入結(jié)盟階段。本始二年，漢與烏孫十五萬騎擊匈奴，后又丁零、烏桓、烏孫三道并出，使匈奴人畜蒙受重大傷亡。張騫出使烏孫所謂“不得要領”而沒有完成的使命，40多年后完全實現(xiàn)了。甘露元年烏孫內(nèi)亂，分為大、小昆彌，?；萋嗜Ｔ诔喙瘸浅４v屯，鎮(zhèn)撫大昆彌，并且為大、小昆彌頒賜印綬，使其接受朝廷的封拜，說明此時的烏孫已由先前的盟國變成了漢朝的屬國。西北漢簡中有大量關于烏孫的記載，同傳世文獻相互印證，有力地證明公元前的一個世紀里，烏孫同漢朝的關系由鄰國而盟國、由盟國而屬國的歷史過程。

　　《漢書。西域傳》記載：“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但是到了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先賢撣率12000人降漢，被封歸徳侯。僮仆都尉由此罷，衛(wèi)司馬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西域都護的設立標志著漢朝在西域設立了一個不同于內(nèi)地的行政機構，天山南北成為漢朝疆域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文獻記載外，漢簡中有日逐王降漢后，一路由西域經(jīng)河西送往長安的記錄，從文物、檔案和出土文獻的角度有力地證明從西域都護設立的那一天起，天山南北廣大地區(qū)就已成為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亞是歷史上最早與漢朝建立官方外交的國家和地區(qū)。漢簡中關于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的材料為我們提供了漢與中亞關系的實證。比如漢簡關于元平元年（前74年）天馬的記載，就說明李廣利伐大宛時“歲獻天馬二匹”的約定，20多年后仍然在踐行，而且朝廷相當重視，每次都要派官員到邊地迎取。結(jié)合其他大宛簡研究，漢朝與大宛的關系始終未曾中斷過。再比如漢朝與康居的關系，有一份《康居王使者冊》，全文7枚簡，293字。所記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中原朝貢。按慣例他們進入漢地后一路的食宿要由沿途安排，所帶貢物要由地方官進行合理評估。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這樣的接待。一路飲食要自己負擔，尤其是酒泉太守評估貢獻的駱駝時未讓他們現(xiàn)場參加，本來“肥”,卻定為“瘦”,本來是白駱駝卻被指為“黃”,“不如實，冤。”朝廷得到上訴后，便下文一級一級追查此事。這一事例生動地反映了漢與康居正常外交關系之下的糾紛處理。這些簡牘材料不僅是研究漢與中亞關系的實物記錄，而且是研究中亞各國古代史的重要資料。因為希臘的古典著作中缺乏這一地區(qū)的記錄，波斯的銘文中也找不到中亞的材料。唯一可以憑借的除了《史記》、《漢書》的簡單記載外，就只能是中國西北的漢簡了。

　　7.漢簡的新材料為我們揭開了一個個歷史的謎團。

　　歷史上有很多謎團，后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西北漢簡的發(fā)現(xiàn)，為我們廓清了迷霧，解開了疑團。舉兩個例子：

　　比如佛教傳入中國的問題。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對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佛教傳入中國后，又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佛教是何時傳入中國的？又是通過什么路線傳入的？歷來是學術界聚訟紛紜的問題。敦煌當時是東西交通的門戶，也是佛教流傳中土的必經(jīng)之地。敦煌的佛教何時傳入何時落戶是研究西域佛教和中原佛教何時傳入的一個參照。作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所能考證到的最早建造年代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再往前推，有一個叫竺法護的和尚，其先月氏人，世居敦煌，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游歷西域36國，帶回佛經(jīng)165部。從太始二年（266年）到永嘉二年（308年）的42年間，曾來往譯經(jīng)于敦煌、酒泉、洛陽、長安各地，其中在敦煌譯經(jīng)為太康五年（284年），酒泉譯經(jīng)為元康四年（294年），這就是文獻記載中的敦煌歷史上最早的佛事活動。但是懸泉漢簡中有關佛教的記載卻告訴我們，早在公元1世紀的下半葉，佛教就已進入敦煌，并有相當影響。這比莫高窟建造的最早年代早了300年，比竺法護在敦煌譯經(jīng)早了200年，從而為研究佛教傳入西域和中原的時間提供了間接證據(jù)，是佛教傳播史上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再比如驪靬與羅馬戰(zhàn)俘問題。公元前53年，羅馬三巨頭之一的克拉蘇將軍親率4萬大軍在卡萊爾與安息（帕提亞波斯）軍隊交戰(zhàn)。結(jié)果克拉蘇慘敗，4萬大軍全軍覆沒，幸存者不是被俘就是失蹤，留下了世界史上一曲凄絕哀婉的悲歌。與此同時，遠在7000多千米以外的河西張掖郡有一個驪靬縣，地點在今永昌縣西南的者來寨。從唐代的顏師古到清人的地理著作都一致認為：驪靬者，大秦也；大秦者，羅馬也。所以驪靬縣應與羅馬有關。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發(fā)胡漢4萬人馬出兵郅支城，在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一帶，消滅了輾轉(zhuǎn)西遷后留居此地的北匈奴郅支單于。后來有人把此三事聯(lián)系起來加以想象，認為在卡萊爾戰(zhàn)役中失散的羅馬軍隊曾長期流落在中亞一帶，后來被西遷至塔拉斯河沿岸的北匈奴郅支單于雇用為守城軍隊。而陳湯攻打郅支城時俘獲的145名俘虜和投降的千余人，即是當年克拉蘇的部下。朝廷為了安置這些俘虜，便在今天永昌縣者來寨設立了驪靬縣，這就是驪靬縣的由來。這不僅牽扯到一個縣名的由來，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樁公案。最早美國學者德效騫于1947年提出這一論點時只局限在學術界討論，而從1989年以來，各種媒體將此炒得沸沸揚揚，甚至說“永昌曾經(jīng)駐扎過一個羅馬軍團”.學術界撰文提出質(zhì)疑，終因缺乏直接證據(jù)而無法使這一歷史之謎得以最終澄清。但是，漢簡給我們提供了鐵的證據(jù)。漢簡中關于驪靬的記載，是當時埋在地下的原始檔案。其中神爵二年（前60）的紀年簡早就記載了驪靬這一地名。結(jié)合其它簡文的整體研究所得的結(jié)論是：漢代的驪靬，至少在神爵二年之前就已出現(xiàn)。而且根據(jù)漢簡中對驪靬機構、官吏名稱的記載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狀況，驪靬縣也早已設立。它同陳湯伐郅支無關，更同羅馬戰(zhàn)俘無關。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