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也稱北漂一族，是特指來自非北京地區(qū)、非北京戶口但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由于北漂來京初期大多沒有固定的住所，給人飄忽不定的感覺，故此得名。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古代其實同樣不乏北漂一族，這里姑且稱之為“京漂”……
先秦時期“京漂”熱衷“借住”
孔子到陳國“主于司城貞子家”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京漂一族”最早的“黃金年代”,這一時期，由于周王室衰微，諸侯國的興起和強大，各國的“人才消費量”大增，“養(yǎng)士之風”盛行。“士無常君，國無定臣”的大好形勢，則進一步激活了人才流動，促進了人才競爭，“京漂”應運而生。
當時“京漂”的首選地并非東周王室所在的洛陽，而是各諸侯國的所在都城。從史料上看，先秦時期“京漂”的謀生方式大多是當“門客”或“周游”做說客。
魯國人孔丘被后世奉為孔圣人，他從55歲一直漂到68歲，前后歷時14載，后世稱之“周游列國”.古今漂泊一族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居無定所”,如何解決住宿問題是能否繼續(xù)混下去的前提，孔子的辦法是“借住”.
孔子曾在衛(wèi)國、曹國、宋國、齊國、鄭國、晉國、陳國、蔡國、楚國等多國混過，為了省錢，每到一地多是“借住朋友家”.孔子“京漂”的第一站是到衛(wèi)國，寄住在學生子路的大舅子家，即所謂“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從衛(wèi)國去陳國，個把月后再返回衛(wèi)國，又“主蘧伯玉家”;到陳國，則“主于司城貞子家”.
在孔子所生活的時代，好混的地方很多，如齊國都城臨菑（今山東淄博）、韓國都城新鄭（今河南新鄭）趙國都城邯鄲（今河北邯鄲）、楚國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秦國都城雍（今陜西鳳翔），其中以齊國都城臨菑最繁華。當時，同樣是“京漂”的縱橫家蘇秦曾到臨菑，所見令其難忘。《史記·蘇秦列傳》記載：“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博蹋鞠者。”
臨菑當時被“京漂族”視為最心儀的城市，孔子早年便曾漂到這里，不少歷史名人也在這里實現了人生價值。如著名軍事家孫臏，在魏國為同學龐涓所殘后，通過齊國使者逃到齊國，成為田忌的門客，在“田忌賽馬”一事中名聲大振，被田忌推薦給齊威王，得到重用。
唐代“京漂”文人“隱居”終南山
李白獻詞御妹感嘆“行路難”
古代“京漂族”的又一“黃金時代”是唐代，但與先秦時的京漂族為政治抱負和學術傳播而出走不同，唐代京漂以追求功名的讀書人為主體，大多以“進京趕考”的面目出現。
當時，首都長安（今陜西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城內百業(yè)興旺，最多時人口超百萬，到京城尋求發(fā)展自然是唐代青年的明智選擇。
唐代“京漂”的集中出現，除了首都繁榮的原因外，與科舉制度的正式確立也有很大關系。唐代“京漂”群體有多大史料上沒統計，但從當時文人士子留下的詩文中可推測出人數相當多，如李白、王維、杜甫這些著名詩人，當年全都是“京漂族”.
唐代的“京漂”幾乎沒有人不拜朝中權貴或京城名人，文人一般采取“行卷”的方式，通過獻詩，結識貴人。據說，李白的“京漂”生活前后有兩次，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夏，李白首次來到首都長安，由于沒有功名，他最先結識了名叫張卿的衛(wèi)尉，并通過張卿得以向當時皇帝李隆基（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獻上《玉真仙人詞》，希望御妹幫忙。但李白并沒能當上國家“公務員”,在長安白混一年多。直到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已過不惑之年的李白二度“京漂”,才得以“供奉翰林”,卻又不被重視，三年后被唐玄宗“賜金放還”.臨走前，李白憤然寫下《行路難》，感嘆“行路難，歸去來”.
杜甫也是唐朝的資深“京漂”,《新唐書·杜甫傳》稱，杜甫“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前后近10年。到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才被授予“河西尉”的小官，卻又不想干，改任右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其時杜甫已44歲。倒霉的是，當年底爆發(fā)了“安史之亂”,剛有了份固定工作的杜甫只好逃出京城。
唐代京漂族如何解決住宿問題？城里住不了，一般住在長安城南的終南山。終南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發(fā)祥圣地，也是當時京漂文人的聚居地，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等當年都曾暫居于此，雅稱“隱居”.王維《終南山》稱：“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孟浩然《歲暮歸南山》云：“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從孟浩然“南山歸敝廬”一語來分析，當時他所住的“廉租房”或“暫住屋”是個破草房子。
北宋“京漂”最頭疼“賃屋”
歐陽修“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
宋代的首都開始東移，開封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商業(yè)、文化中心。宋初，開封的商業(yè)已很繁榮，有日市、夜市、早市、季節(jié)市、定期市等，經濟異常繁榮，《開封志》記載：“八荒爭湊，萬國咸通。”
商業(yè)的大發(fā)展，加上已成熟的科舉制度，開封不只是讀書人的發(fā)跡城市，還是生意人的發(fā)財寶地。北宋京漂族的身份因此不再單一，既有求取功名者，也有淘金者，還有賣藝者。如《水滸傳》中的文學人物、色藝雙絕的白秀英，便是“東京新來打踅的行院”.所謂“打踅”,就是指到處漂泊謀生，而“行院”則是在妓院中從業(yè)。
四川峨眉人蘇洵是北宋著名的“京漂”,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他帶著兩個兒子--21歲蘇軾和19歲蘇轍首次出川，東下北上，來到京城開封。二子同榜應試及第，轟動京城。因妻病故，蘇洵只好帶著兩個兒子離開開封，回川奔喪，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10月帶著他們再度“北漂”.
在歷代“京漂”中，最為房子頭疼的大概是宋代。宋代京官絕大部分都得自己找房子，即便官至翰林學士、在京城做了多年官的歐陽修也是租房子。他在《答梅圣俞大雨見寄》詩中說：“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歐陽修尚且如此，蘇軾兄弟自然更好不到哪去，蘇轍在《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中訴稱：“我生發(fā)半白，四海無尺椽。”
北宋“京漂”解決住宿的辦法主要靠租房子，宋代名將韓琦在《安陽集》中稱，“茲乃常事”.朱熹《朱子語類》中也有這樣的說法：“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zhí)亦是賃屋。”為了省錢，不少京漂族或找寺院或找民房住，圖省事的直接住進人貨混居的邸店，膽子大點的則找租金更低廉的“兇宅”湊合，宋洪邁《夷堅丁志》“戴樓門宅”條記，一名叫林邵的京漂應試舉子，“入京師，僦居戴樓門內，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兇怪。”可見，如果單從居住來說，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
明清時期會館成為北漂首選落腳點
梁啟超婚房曾設于廣東新會會館
元明清三朝均定都于現代的首都北京，這一時期的京漂族已與現代無異，多來自南方，乃名副其實的“北漂”.
元朝時北京城稱為“大都”,此時的北京商業(yè)繁榮，文籍市、紙札市、靴市、米市、面市、帽市、緞子市、皮帽市、金銀珠寶市、鐵器市、鵝鴨市等一應俱全，連不少“老外”都漂到了大都。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前后在中國游歷了17年，其在游記中所記述顯示，當時的大都確是“宜漂之城”,相當繁榮：“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之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之比”.
明代北京城給北漂提供了更大的發(fā)展空間，明清時期北漂在住宿上，除了租住旅店、民房外，還有一個更好的落腳點“會所”.如明萬歷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當年北漂時便居于全楚會館，晚清詩人龔自珍曾居宣外上斜街的番邑會館。“以會館為家”的北漂也不鮮見，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時年18歲的“戊戌變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梁啟超，來京參加春闈，住在永光寺西街的廣東新會會館。當年冬天，梁啟超和長他4歲的李蕙仙在京結婚，因沒房子，干脆將新房設于會館。
會館是自明朝發(fā)展起來的，它的出現其實就是因為北漂群體的存在。當年，不少家境貧寒的來京應試舉子，由于所帶盤纏不多，根本住不起商業(yè)旅店，于是出現了方便本籍學子、帶有互助慈善性質的會館。
到清代，京城會館更多。據清吳長元《宸垣識略》記載，乾隆年間北京共有182所會館，光緒年間更猛增近400處，全國各地在京幾乎都有會館，且有“舉子會館”和“商人會館”之分。會館在方便北漂的同時，也刺激了國民“到北京混”的欲望，致使明清時期北漂人口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