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排隊，人們已經(jīng)司空見慣，習以為常。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科技的進步，人們又在想方設法，想要消除生活中各種排隊現(xiàn)象。

    八九十年前，社會深刻變革，經(jīng)政府強力推廣，國人才學會了排隊。從過去的推廣，到今天想要消除，排隊快糾結人們百年了。

    不排隊，會頭破血流，甚至付出生命代價

    “排隊”這個詞，《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一個挨一個順次排列成行。”細究起來，所謂的“排隊”其實包含有兩層意思。

    一種是有組織的排列成行，如“排隊迎敵”、“排隊相迎”.《官場現(xiàn)形記》：“各武官一齊到江邊排隊，鳴槍跪送。”清代小說《狐貍緣全傳》：“二郎、哪咤來在高處一望，只見妖精一齊聚在那里排隊呢。”

    另一種“排隊”,指的是人們在公眾場合依先到先得的順序排成一列，參與者并不屬于特定的組織。這種“排隊”的目的是為了更公平地分配資源，與前一種根本不同。

    在古代，“排隊”一詞沒有這個意思，古人也沒有排隊的意識。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的祖先素質特低，不懂得排隊。而是因為古代公共生活遠沒有現(xiàn)在豐富，古人很少有排隊的需要。

    中國人的排隊意識，是近代從西方引進的，距今還不到100年。近代以來，西式郵局、劇院、銀行、交通等在中國逐漸產(chǎn)生，在這些公共場所，不排隊根本玩不轉。特別是在火車站，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由于無排隊意識，當初國人在買火車票時吃盡了苦頭。

    梁實秋回憶自己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買火車票：“那時尚無排隊的習慣，全憑體力擠進擠出。”有時候買票還是件要命的事：“買票的時候，氣力稍微虛弱一點的人，就許有性命之虞。”

    民國有一位火車乘客也曾感嘆：“上了火車站，若使時間匆促了些，你想擠上去買一張票，至少要抱了頭破血流的大決心，方能買得到。假使你是一個孕婦，或者抱了一個襁褓嬰兒，除了求哪一位仗義的好漢代你買，別無他法。”

    翻看民國報紙，火車站售票處確實有擠死人的事件發(fā)生。不排隊，公共生活無法進行。因此，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不斷有人提倡學習西方，樹立排隊的意識。

    排隊，社會深刻變革之后的新生活方式

    1929年，大名鼎鼎的《生活》周刊曾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提倡國人樹立“排隊”的意識。文章寫道：“‘Line up’為關于西方社會秩序中一種美談，我國之人自海外歸者常樂道之。”在這句話的后面，編輯加了句按語：“此二字似可譯為‘排隊',即人多之處，依先后排成一隊，魚貫而行，或立者等候。”

    無獨有偶，也是1929年，有人也在《生活》周刊發(fā)表文章，專門針對火車站買票擁擠的情況提出了建議。作者提出的解決措施也是“Line up”.他建議各個車站找一個巡警，站在售票窗口前，“指導買票人依來到的先后次序，逐個買票，輪流上前，英語所謂'Line up’”.

    1934年，國民政府開始實行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排隊”成為了政府重點推廣的“新”規(guī)則之一。具體而言有三個指標：“車站買票要一個一個順著走”、“上下車船一個一個順著走”、“公共場合進進出出一個一個順著走”.

    當時的大小火車站、碼頭售票室門口，大都樹立一塊牌子，上寫“買票要按著次序一個一個買”之類的字樣。

    通過政府提倡，輿論引導，一直到抗戰(zhàn)時期，排隊意識在中國已經(jīng)基本普及。1944年，茅盾在《談排隊靜候之類》中曾寫道：“排隊靜候的習慣確是在這幾年來養(yǎng)成功了。現(xiàn)在是買米，買鹽，買電影票，戲票，輪渡售票處，差不多只要十人以上就會‘單行成列’起來。如果有人問我：七年來老百姓得到些什么？我會毫不遲疑地答道：排隊靜候就是一件。將來有誰要寫一本例如‘抗戰(zhàn)其中我民族之進步’一類的書，我以為這一項是不應當遺漏的。”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著“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fā)生了深刻變革。一些中國的舊傳統(tǒng)與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矛盾。

    正如1918年李大釗在《新的！舊的！》中所說的那樣：“中國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國今日的現(xiàn)象，全是矛盾現(xiàn)象。舉國的人都在矛盾現(xiàn)象中討生活，當然覺得不安，當然覺得不快。既是覺得不安、不快，當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階級，另外創(chuàng)造一種新生活，以寄頓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靈性。”

    排隊正是中國人主動適應變化，“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