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有三張寫字臺，分別放在辦公室和家里。常常是這篇文章寫累了，就去另一張寫字臺上寫下一篇，既調(diào)節(jié)思路，又消除疲勞。他笑言：“幾項工作同時開工，常換思路，看來效果比較好。”這被朋友們稱為“游擊工作法”.

　　采取“游擊工作法”的重要原因在于季羨林治學(xué)嚴謹。上世紀三十年代留學(xué)期間，德國學(xué)者的研究思路，給他留下了極深印象。季羨林稱這種思路為“徹底性”,即充分利用各種資料，使研究成果不說空話。他有7間居室，其中6間外加走廊都堆滿了各種文本的藏書，達數(shù)萬冊。季羨林坐擁書城，寫作時攤子鋪開，相關(guān)書籍、資料擺在桌上，雖然看上去比較凌亂，但這可以減少麻煩，提高工作效率。

　　“游擊工作法”的前提是季羨林的勤奮。即便十年浩劫中被發(fā)落到學(xué)生宿舍看大門期間，他仍翻譯出印度史詩《羅摩衍那》，9萬余凝聚心血的詩行，寫下中國文化史濃重的一筆。多少年來，季羨林每日凌晨三四時即起，點亮燕園北端最早的燈光。清晨及整個上午他都沉醉于學(xué)術(shù)研究中，午飯后稍憩片刻，又開始緊張地工作。

　　后期，隨著各種會議、人員拜訪、社會活動的增多，季羨林每天的時間被分割得非常凌亂，他就充分利用時間的“邊角余料”.自稱：“不少會，半個耳朵就能掌握，別人鼓掌時，我跟著鼓掌。余下的時間，我就思考書讀到哪里？資料怎么收集？”繼而他又說：“北宋歐陽修讀書、寫文章，多在‘馬上、枕上、廁上',我呢？多在會上、飛機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