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黨員義務和權利”在黨章中正式作出規(guī)定始于黨的“七大”章程，之前黨章中對此沒有明確規(guī)定。正因為沒有先例，所以劉少奇在主持起草“七大”黨章時特別認真，特別慎重，尤其是對“黨員權利”規(guī)定條款中的兩個字拿不定主意，斟酌了很久。這兩個字就是“黨員權利”第四條“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中的“任何”二字。據胡喬木回憶說，1945年3月31日，六屆七中全會舉行全體會議，討論“七大”黨章草案時，劉少奇在會上對黨章報告作了說明。他說，黨章照顧了現在和未來。一方面肯定了嚴肅性，一方面允許了靈活性。黨章強調了保證黨與廣大群眾聯系的群眾路線，強調了擴大黨內民主，也就是黨內的群眾路線，包括了黨員有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的權利。對于這一條，劉少奇說他 “動搖”了幾回，對“任何”兩個字寫了又圈掉，圈了又寫上。但仍然傾向于給黨員這個權利。在討論中，與會者對“任何”二字是否要寫有不同意見。周恩來以親身經歷表示，過去就是吃了沒有下級批評上級的虧。寫上“任何”二字，是整風經驗的總結，實踐起來，利多害少。毛主席也表示，應該相信群眾，絕大多數群眾是為黨好的。因此，最后決定“任何”二字還是保留。任弼時將此案付諸表決時，“全體一致通過劉少奇同志準備提交’七大‘討論的黨章草案”（見胡喬木著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劉少奇在作黨章修改報告時說，“黨章規(guī)定：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包括任何負責的黨員在內，是每一個黨員不可被剝奪的權利。這個規(guī)定是和現在某些地方不許在黨的會議上批評負責人員的習慣相反的。應該說，這種習慣原來就不好，流弊甚多，它助長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發(fā)展，窒息黨員群眾的積極性與責任心，因此，應該糾正這種習慣。如果大會通過這一項規(guī)定，這種習慣從此即成為非法的，只要是在黨的會議上，禁止任何黨員對于任何黨的工作人員的批評，即成為違反黨章的非法舉動。 ”（見劉少奇七大上《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1945年6月11日，經過大會充分醞釀討論，“七大”黨章獲得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