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逛古玩市場，常去一家專營高古瓷和書畫的店鋪，與老板“混”得熟了，茶煙之際遂得天南海北地神侃。

　　一次，老板笑瞇瞇地對我說：“給你看件你們同鄉(xiāng)的東西。”邊說著，邊從門后取下一張淺藍(lán)灰色冰梅紋綾裱扇面，上面長長短短地寫著一首七律。

　　老板兩手遞給我：“清朝的進士，你們安徽懷寧人。在臺灣做知府喔，不得了的！”

　　我看看他，接過來細(xì)賞。扇面上的書法拙巧相參，不似清人筆墨，更與進士所擅之“館閣體”無涉，復(fù)觀落款，乃見“曉愚先生吟政王用賓”數(shù)字。

　　我又仔細(xì)瞧了瞧，是舊裱工，問得價格后對老板說：“那能讓給我嗎？”老板又笑了：“就是要讓你帶他回家鄉(xiāng)！”

　　安徽人與寶島有緣，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就是合肥人；兩個甲子以前，與將臺灣割讓日本一事至為密切的李鴻章李中堂，偏巧也是合肥人。我知道，確也曾有一位叫王用賓的官員被道光帝任命為臺灣知府，但他卻并未渡海登島，史載其于赴任之前便被令與江西吉安知府裕鐸互調(diào)。因此，裕鐸成為了臺灣省名義上第九十七位、事實上第九十六位知府。

　　至于這件扇面的書寫者，乃是民國間一位詩名頗著的政界人物，與清人王用賓同名。熱心的老板只知王用賓其一，不知王用賓其二，遂致“民冠清戴”之訛。

　　生于1881年的王用賓是山西臨猗人，在晚清效法歐日改革學(xué)制的時代，進入山西大學(xué)堂學(xué)習(xí)，后以成績優(yōu)異，得以被公選赴日留學(xué)。彼時，“千年未有之變局”鼓蕩著歷史的風(fēng)云，“革命”成為主流的話語與形式，王用賓于1905年在日本結(jié)識孫中山，參與了中國同盟會的創(chuàng)建，成為首批會員，更被任命為同盟會山西支部長。歸國不久，王用賓便在太原創(chuàng)辦《晉陽公報》，宣傳革命思想。然而《公報》屢遭當(dāng)局查禁取締，王用賓遂不得不流亡回到日本，直到武昌起義后，才應(yīng)山西都督閻錫山之邀回到家鄉(xiāng)，指揮軍馬同清軍作戰(zhàn)。

　　民國以后，王用賓直接參與籌劃或參加了護國戰(zhàn)爭、護法運動和國民黨山西省支部及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歷任地方和中央政府要職。1937年，王用賓在貴州視察時，獲悉自己司法行政部部長之職已被卸任，改遷它職。對此情況，王用賓似未上心，開始出人意料地以“半隱”自居，在陪都重慶過起詩酒酬答、結(jié)社唱和的悠閑風(fēng)雅生活。今所見《半隱園詩草》，便是王用賓彼時所作之結(jié)集。

　　所謂詩人，往往是“政治家的殘次品”,從王用賓的詩作來看，他未必真能以之遣懷，吟哦間反倒透露出因不能見用而生發(fā)的傷感愁怨。“揚州輾轉(zhuǎn)又渝州”之際，王用賓深感“亢龍野戰(zhàn)能無悔”,雖然“提取金戈備戍樓”,但這種一廂情愿只是陸游式的不服老，因為“陽久豈真災(zāi)厄重”,不過是“偏逢佳日觸新愁”罷了。

　　在另一首詩中，王用賓將此時心緒表露得更為明顯透辟：“胸中塊壘似江灘，把酒來澆強自歡。莫向參軍嘲落帽，怕逢樵客恥危冠。九秋花事傷今盡，一雨山居覺乍寒。自失龍沙高會地，黃華赤實與誰看。”詩中“龍沙”實有所指，王用賓以河?xùn)|兵馬節(jié)度使起事，反清討袁，護法策軍，歷經(jīng)戰(zhàn)事無數(shù)，卻在1937年日軍進犯家國之際，連原有的一點文職都被解除了。《漢書》里有關(guān)“坦步蔥雪，咫尺龍沙”的想象，在王用賓那里至此已經(jīng)完全破滅。

　　王用賓為人剛強耿直，書法性格亦頗隨其人，我眼前這件扇面上的七十二字，筆力遒健、墨色深亮，點畫勾提之間，盡顯書者爽辣勁澀的氣韻精神。細(xì)味所書內(nèi)容，亦頗足賞會：“策杖觀山憶去秋，落花時節(jié)又郊游。僧閑野寺人來少，兵退殘垣燹尚留。暇便登臨成技癢，心無掛礙獨耽幽。藤床小坐習(xí)禪定，云水空蒙共一樓。”

　　晚年深為心臟疾病折磨的王用賓每時每刻所感受到的，絕然不會僅是肉體上的苦楚，當(dāng)面對“兵退殘垣燹尚留”的眼前之景，久懷濟世立功之心的他真能“心無掛礙”地幽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