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中的《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就是最古老、最流行、最經(jīng)典的民謠。一個時代的民謠，如同這個時代的一面鏡子，能清晰地映照出許多比正史更加真實可靠的信息。從宋朝眾多民謠中，隨手拈出幾首，當時的政情與社情，時弊與民怨，甚至一些官場趣事與宮廷秘聞，均躍然紙上，一目了然。

　　對好官的盼望，是帝制時代百姓的共同心聲。宋仁宗康定年間（1040-1041年），西夏擾邊，戰(zhàn)火燃起，韓琦、范仲淹先后受命，領(lǐng)軍御邊，他們采取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羌、孤立西夏的辦法，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百姓歡欣鼓舞，故民謠曰：“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

　　宋仁宗一朝，包拯以立朝剛毅、鐵面無私而聞名遐邇，因他曾任天章閣待制，百姓親切地稱他為“包待制”.嘉佑元年（1056年），包拯權(quán)知開封府，負責京城訴訟和治安。當時，打官司有一個規(guī)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門遞交狀子，要由小吏轉(zhuǎn)呈。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許多人不得不上下打點，疏通關(guān)節(jié)，一個官司打下來，往往贏了官司，輸了銅板，得不償失。包拯坐堂開封府，卻一改陋習，大開正門，使百姓能夠直接上前陳述曲直，訴說冤情，既減少了百姓的打點費用，又準確地把握了案情，更縮短了審理周期，一舉數(shù)得。因此，京城迅速流傳這樣一首民謠：“關(guān)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意思是打官司無錢疏通關(guān)節(jié)也沒關(guān)系，有包大人呢！

　　好官少，酷吏多，是帝制時代的通病。而那些通過投機取巧上臺的權(quán)臣，更是巧立名目，盤剝百姓，苛政猛如虎。百姓訴求無門，只好編段子、傳民謠，詛咒貪官污吏，圖個嘴巴快活。宋徽宗在位期間，童貫、蔡京通過“花石綱之役”,幫助皇帝搜羅天下珍奇，深得宋徽宗信賴。他們結(jié)黨營私，打擊異己，禍國殃民。于是，便有了：“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筒”指童貫，“菜”即蔡京，表達了百姓對奸臣和惡政的深惡痛絕。當時，朝廷不但橫征暴斂，而且賣官鬻爵。有一首民謠就直指這種賄賂公行的丑惡現(xiàn)象：“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宋代一千文銅錢為一索，或一貫，大致相當于一兩銀子）意思是三千兩銀子可買一個秘閣官員，五百兩可買一個地方通判，買官賣官都已經(jīng)明碼標價了，可見當時官場風氣墮落的程度。

　　靖康初年（1126年），金國屢屢舉兵南下，宋軍常吃敗仗，每當此時，皇帝便紛紛下詔，征求應(yīng)變之策，做出廣開言路的開放姿態(tài)。而一旦金兵稍退，皇帝便又鶯歌燕舞，紙醉金迷，聽不進任何意見了。《宣和遺事》記載說：“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喻戰(zhàn)事緊，城門開喻戰(zhàn)事緩，諷刺了統(tǒng)治者的急功近利和倉皇反復(fù)。

　　還有些民謠甚至操心皇帝家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讓位于兒子宋光宗，自己當上了太上皇，希望過幾年舒心日子。然而，宋光宗坐上皇位后卻一反常態(tài)，對深居重華宮的孝宗不但沒有正常的禮節(jié)，甚至一年多時間，不去探望孝宗。作為天下表率的皇帝，竟然在一貫標榜以孝治國的國度里，不忠不孝，結(jié)果道路流布，家丑外揚，因此，民謠說：“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

　　不過，民謠更多的是指向社會不公和正義缺失。帝制時代，作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nóng)民，既無地位，收入也微薄，萬一遇上災(zāi)年，常常農(nóng)田絕收，餓殍遍野。但即便如此，統(tǒng)治者卻依然觥籌交錯，過著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水滸傳》中的北宋民謠：“赤日炎炎似火燒，禾田垅畝半枯焦；農(nóng)夫心內(nèi)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反映了百姓對社會不公平現(xiàn)象的極度憤慨。

　　民謠是草根百姓關(guān)注社會發(fā)展、關(guān)心國家大事的一種直抒己見的表達，是對社會陰暗面的揭露和對社會不公現(xiàn)象的控訴。然而，對于帝制時代平凡如草芥的百姓來說，統(tǒng)治階層的盤剝和壓迫，決不會因為幾首民謠而稍有改變的，百姓的控訴，顯得蒼白而又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