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點重重引來猜想

　　現(xiàn)代快報記者注意到，在戴氏家譜不同年代的修譜序中，都有關(guān)于戴瑞珊的敘述。

　　《康熙壬辰修譜序》中寫道：“建文朝有東山公者，為西川學(xué)憲，值靖難之亂，避跡云陽，當斯時變，一時從亡殉難諸君子，炫赫震蕩，照耀千古，而公亦于其列。”

　　在家譜第一卷中，有一篇沒有署名、疑似寫于清雍正年間的《戴氏始遷祖顛末考》，里面寫道：“建文三年，拜四川提學(xué)副使，迨靖難師起，京師失守，帝出亡，公即棄官，以家托于至交王用賓先生處，先生時為丹陽教授，公之家遂居焉。公乃變姓名，只身江湖蹤跡帝之所在，跋涉數(shù)萬里，間關(guān)三十年，僅得一見帝于穹浪山中。”

　　在《乾隆甲辰修譜序》中則寫道：“當讀明史至靖難師起，一時慷慨赴義，如方黃景鐵諸君子，固已垂光竹帛，昭若日星。他如督學(xué)戴公國珍，于敗亡逋竄之余，間關(guān)數(shù)萬里，君臣相遇，痛哭失聲，忠憤之氣，赫赫昭人耳目。”

　　比較這三篇文章可以發(fā)現(xiàn)，在康熙年間的修譜序中，戴瑞珊和其他君子一道“從亡殉難”;從雍正年間的《戴氏始遷祖顛末考》開始，就提到戴瑞珊尋找到建文帝的事情，所述和《東山公墓志銘》里的記載吻合。

　　因戴瑞珊不在丹陽為官，除家譜之外，丹陽現(xiàn)有的史料中，找不到關(guān)于戴瑞珊的更多記載，鎮(zhèn)江市高等?？茖W(xué)校一名研究鎮(zhèn)江古代史的學(xué)者稱，戴瑞珊找到過建文帝的說法根本沒有聽說過，尚待考證。

　　戴壁城也表示，在他看到這篇墓志銘之前，家族中從沒有聽過跟建文帝有關(guān)的傳說。

　　很顯然，以上推斷建立在該墓志銘所述為事實的基礎(chǔ)上。值得一提的是，王觀寫的這篇墓志銘并沒有講明寫作時間，但根據(jù)王觀所處的年代可以推斷，這篇墓志銘的歷史近600年。

　　戴壁城感到不解的是，這么多年來，“祖先找到過建文帝”這樣重大的一件事情為何鮮為人知？也許墓志銘的開頭中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在墓志銘中，王觀一方面大贊戴瑞珊的忠烈，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低調(diào)的態(tài)度，“士有大節(jié)，不愿于當時榮名，不垂于后世，泯然與草木同朽……”

　　不過，與其說是低調(diào)，還不如說是不敢張揚。墓志銘開頭就寫道：“即如吾友東山公之事君大節(jié)，亦足千古。厄于時事，遂不得傳，非不得傳，不可傳不敢傳也，不敢傳者，時所諱也……”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礙于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戴瑞珊見到建文帝的事情并不敢宣布，也沒有外傳。

　　墓志銘中，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地方，就是戴瑞珊見到建文帝的地點--穹浪山。墓志銘中，沒有更多關(guān)于該地名的記載。對此，戴壁城提出猜想：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王觀為了保護建文帝，對他的藏身之所一筆帶過，不敢仔細描述。

　　那么是否真有這個地名？這個地方在哪兒？也有傳說，建文帝死后埋葬在蘇州穹窿山，穹浪山和穹窿山讀音相似，但二者是否為同一地方，不得而知。

　　“家譜里的記載只能作為參考”

　　現(xiàn)代快報記者找到了《丹陽家譜提要》一書作者吉育斌。吉育斌研究家譜10年以上，他的研究范圍從本家族，逐漸擴大到丹陽其他家族。

　　吉育斌說，戴壁城復(fù)制到的是民國版的《云陽戴氏家乘》，丹陽檔案管里也有復(fù)印件，“這套家譜我一直非?？春?rdquo;. 吉育斌指出，整套家譜資料詳實，民國時期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名人均為該家譜作序撰文，這么多當時的要員在家譜中留名，和民國時期丹陽實業(yè)家戴則均不無關(guān)系，“戴則均的府邸戴家花園，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成為’總前委‘,是鄧小平戰(zhàn)斗生活過的地方。”如今，丹陽市總前委舊址紀念館已成為江蘇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江蘇省全民國防教育基地。

　　吉育斌認為，家譜重修目錄顯示，康熙、乾隆、道光、光緒時期，戴氏均有修過家譜。“家譜是修出來的，只會在原來的基礎(chǔ)上加內(nèi)容，基本不會減少的，所以看不看到康熙譜，沒有實質(zhì)意義。家譜在民間這樣傳承：新譜誕生之日，就是舊譜銷毀之時，只有一兩部會在祠堂中存檔，其他的都是要銷毀的，因為舊譜已經(jīng)不能代表這個家族的全部了。”

　　吉育斌說，南京圖書館藏有光緒元年修的《云陽戴氏家乘》。他看過民國版的《云陽戴氏家乘》，里面確實有《東山公墓志銘》，不過他并未細讀。

　　“宋代以后、特別是明清之際的家譜，記載本族的史料可信度相當高。”吉育斌介紹，根據(jù)家譜在中國的發(fā)展演變史，宋代之前，家譜都是官方修的，宋代之后才逐步走入民間，家譜的功能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修譜的動機更加單純，“續(xù)修家譜轉(zhuǎn)為民間，宋之后的家譜功能主要是理清血脈，敦宗睦族和教化子孫等。”

　　吉育斌認為，《東山公墓志銘》里記載的事情，按照時間推斷沒有任何問題，不過康熙年間修家譜時，距離建文帝就已相差300年左右，至少相隔10代人，“如果是口傳的話疑點就更多了。”

　　吉育斌表示，雖然明清家譜的可信度比較高，但要概括一個人，墓志銘顯然還不夠，“家譜都是寫自己人，沒有標準和監(jiān)督，墓志銘也一樣。建文帝的傳說很多，史學(xué)界沒有定論，家譜的權(quán)威性不足以作為鐵證，只能作為參考。”

　　建文帝“自焚說”和“出亡說”

　　關(guān)于建文帝的下落，歷來有自焚說和出亡說兩種觀點。

　　明史專家、南京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潘群說，關(guān)于建文帝的生死問題，最早官方記載是建文帝的政敵朱棣及其子孫手下文人所撰寫的《明太宗實錄》：“上（指朱棣）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還白上。”但如果比對一下朝鮮的《李朝實錄》就發(fā)現(xiàn)問題大了。

　　潘群認為，建文帝“燒死說”不足信，而且明史中關(guān)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有自相矛盾之處。在《明史·姚廣孝傳》以及《明史·胡濙傳》中都有相關(guān)建文帝的記載。這些記載說明成祖朱棣當了皇帝后，對建文帝是否自焚而死，也產(chǎn)生過懷疑。那具燒焦的尸體可能是馬皇后的，建文帝則削發(fā)為僧外逃了。朱棣為此把建文帝的主錄僧溥洽抓了起來關(guān)進監(jiān)獄長達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胡濙四處尋找建文帝的下落，長達16年。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個晚上，他已睡下了，但聽說胡濙回來了，急忙穿上衣服，在臥室單獨召見。胡濙將自己訪得的關(guān)于建文帝的消息，悉數(shù)告訴了朱棣。雖然史書沒有記載他們之間具體都說了些什么，但是朱棣“至是疑始釋”.

　　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而死呢，還是由密道逃離南京？兩說各有道理，但誰也拿不出決定性的證據(jù)，一錘定音地擊敗對方。當年清朝編修《明史》之時，明史館中諸史臣即對此意見不一。撰寫《明史·恭閔帝本紀》的徐嘉炎認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遜國外逃。而同在明史館的著名學(xué)者朱彝尊則相信《明實錄》的記載，認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在修撰《明史·恭閔帝本紀》時，只好運用如下表述：“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以折中雙方的觀點。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