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我去遼寧錦州采訪了抗戰(zhàn)老兵王世江。九十一歲的王世江是盧溝橋事變的親歷者，是我迄今采訪的唯一的從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士兵，又到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任職到軍分區(qū)司令員一級的軍人。

　　王世江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牡丹江軍分區(qū)的司令員。我和老人一見面，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那枚為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頒發(fā)給他的紀念章。能夠領到抗戰(zhàn)勝利六十年紀念章是一種光榮。我采訪過親歷“盧溝橋事變”的大部分幸存者，王世江的政治狀態(tài)和經濟狀況應該是最好的。他住在遼寧省軍區(qū)第二干休所，房子是二層的小樓，陽光明媚，有一百多平方米。王世江的兒子也是1949年前參加革命的，因此，連王世江的兒子都光榮“離休”了。王世江單獨居住，有個下崗工人幫助他料理家務。聽說下崗工人的兒子上了大學，王世江就自覺負擔了那個非親非故孩子的全部學費、生活費。王世江對我說：“我留著錢沒有用。幫助了別人，我最愉快。”

　　王世江這位九十一歲的老人由于疾病，數年前被截去一條腿。他只能坐在床上接受采訪。王世江的思維很有條理性，他不緊不慢地從1936年他參加二十九軍講起。重點的地方他講得很細致，我提問的時候他還把問題區(qū)分開慢慢回答?？斓匠燥垥r間了，他早安排在他家服務的女工包好了餃子。連著幾天采訪，我們之間混熟了，他一會兒操縱錄像機，給我們看中央電視臺對他的采訪錄像；一會兒，又坐的床上給我們大家拉一段二胡。這位親歷過盧溝橋事變的老軍人始終熱情洋溢、精神矍鑠地和我們談話。

　　王世江的床頭碼放整齊的全部是京劇的錄音磁帶，如果我們沒去造訪的話，他除去看電視新聞就是聽京戲的錄音了。

　　我是一直在做著對親歷抗日戰(zhàn)爭最后一批人的采訪記錄工作，殘酷的現實常常這樣擺在我的面前：“往往是我前腳采訪，后腳，被采訪者就離去了。”畢竟，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距離今天七十五年了；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距離今天六十九年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zhàn)勝利距離今天也已經六十一年了。

　　我們都想活埋了這個囂張的鬼子兵

　　1933年，西北軍在喜峰口英勇抗戰(zhàn)，用大刀片殺敵的消息，威震全國。也點燃了我們青年人心中的抗日火焰，都想參加這樣的隊伍，抗日救國，誓死不當亡國奴。1936年春天，西北軍馮玉祥舊部宋哲元回老家山東樂陵招考學兵。我就是樂陵人，喜歡聽宋哲元將軍的講話。我在家讀過兩年私塾和三年小學，我聽了宋哲元的話后，就同本縣一百多名青年報名應招了。從此，就在國民黨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當了兵，實現了我參軍的夙愿。

　　那時，我二十一歲，家里人還都勸阻我哩！當時，新兵胸前佩帶著白布條，寫著新兵二字，還蓋著紅色的章，看起來特別顯眼。那時，司務長領著我們新兵一百二十人從山東到天津，準備再轉乘火車到北平。一路上風風光光，誰知在天津火車站的站臺上，突然游蕩過來一個日本鬼子，大概是警察。他一看中國人又招兵買馬了，就過來阻攔，不讓大家上車。

　　“在我們中國人的地盤上征我們自己的兵你們都管？！太橫行霸道了！”

　　我當時血氣方剛，跑過去和鬼子理論。日本鬼子說：“八嘎呀路！”抬手就給我一個大嘴巴。我也不含糊，一個掃膛腿把日本鬼子撂倒在站臺上。惱羞成怒的日本鬼子隨手就掏槍，正巧，跑來兩名中國鐵路警察，一個警察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日本人的手槍，另一個人把我拉開了。一百多兄弟們都義憤填膺，捋胳膊、挽袖子，非要把這個鬼子就地給埋了，可是，司務長說，咱們先趕路，對于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咱以后再說。

　　參加了抗日的二十九軍，我感到有了用武之地，練好武藝打日本的勁頭更足了。不到半年時間，就把西北軍的“三大套”（劈刀、打拳、上單杠）學會了，考核成績優(yōu)秀，不久被提升為班長。

　　中國舊軍隊的愚兵政策

　　西北軍雖然抗戰(zhàn)聞名全國，但是畢竟是舊軍隊，愚兵政策和打罵制度相當嚴重。新兵入伍第一堂課，講的是紀律。連長就這樣講：“軍隊嘛，要絕對服從，比如，我手里拿一個雞蛋，它本來是白色橢圓形的，官長偏說它是黑色方形的，你們也要隨著說它是黑色方形的。這就叫做絕對服從。”當時聽他這樣講，心里很不服氣。但沒人敢爭辯，怕的是得不到實事求是的回答，反而招來皮肉之苦。長官隨便打罵士兵，就連班長也隨便打罵士兵。在新兵訓練時，沒有一個士兵幸免于打罵圈子以外，輕的“照半身相”（跪在地上），重的“吃鍋貼”（用手打脖梗子）和“按兩頭打中間”（四個人按著四肢，用扁擔或竹片打屁股），官兵關系比較緊張。

　　1937年6月底，二十九軍為了宣傳抗戰(zhàn)，舉辦大中院校夏令營，高中二年以上的學生參加集訓，由一一○旅長何基灃負責，抽調一批干部和班長去任教，我被調去當班長。

　　西北軍是一支抗日愛國的軍隊，但卻因不屬中央嫡系而得不到蔣介石的支持，二十九軍的軍餉時常被無端克扣，逼得宋哲元自己印發(fā)鈔票，維持所屬部隊的生存。

　　你們怎么不提日本鬼子的人頭來見我！

　　1937年7月7日，日寇向北平西南郊盧溝橋中國駐軍蓄意挑釁，制造事端。當時華北軍民立即奮起抗戰(zhàn)，這就是聞名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當時，守衛(wèi)盧溝橋的駐軍是我們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日軍包圍了宛平城，次日凌晨，何基灃怒不可遏，親臨前線指揮所屬二一九團第三營奮起還擊，英勇殺敵，打響了八年抗戰(zhàn)的第一槍。

　　事變第二天早上，何基灃旅長派我和手槍連一名班長劉樹森到二一九團三營督戰(zhàn)，偵探日寇的情況。當時我們二人手持德國“自來得”手槍，身著便衣。我們二人原來只使用過中國生產的“漢陽造”大槍，沒有使用過外國生產的手槍，于是，我們悄悄找了一口井，一人照井里開了兩槍。德國槍就是好使！我們兩個人順著高粱地摸索著來到盧溝橋附近，遠遠就聽見有車輛行駛的動靜，“嗚嗚、嗚嗚”響，只見四輛日本軍車開過來。

　　“咱們在高粱地邊上，等過來，咱打司機。”我建議戰(zhàn)友。

　　等車到了離自己二三十米的時候，我們兩人鉆出高粱地飛跑到汽車跟前，向最前面開車的鬼子連開兩槍，擊斃了頭車司機，然后轉身就跑。日軍遭襲，忙架起機槍瘋狂掃射，子彈打得莊稼地里的莊稼稈子唰唰唰唰地響！可哪里還有我們兩人的蹤影。第一天，跑回去見旅長何基灃匯報，沒有想到旅長何基灃對我們大怒道：“你們兩個開幾槍就跑？你們?yōu)槭裁床唤o我提著日本鬼子的人頭回來？！”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