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澤就將這種用漢語注音學習法發(fā)揚至極

　　莎士比亞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誦：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現(xiàn)在中國人也要高聲吶喊：To learn or not to learn, that's a question!中國人對于英語的復雜情結(jié)已然在教育戰(zhàn)線上愈演愈烈。清末以來，英語學習在基礎(chǔ)教育階段中的地位越來越突顯，另一方面，加強母語教育、減少英語學習負擔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香港在大學推廣英語教學，北京將縮減高考英語的分值。學還是不學？抑或是怎么學？除了李雷和韓梅梅的故事外，英語學習還應(yīng)該包含更多的內(nèi)容。

　　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大英帝國特使--馬戛爾尼伯爵曾奉命覲見乾隆皇帝，請求互通商貿(mào)，卻吃了閉門羹，無奈悻悻而返。走時，馬戛爾尼拋出一句狠話：“中國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shù)和科學領(lǐng)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tài)”.失望與諷刺之情溢于言表，果不其然，半個世紀后，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人終于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吉利的商品、貨物和資本像潮水一樣涌入中國。隨之而來，當然還有英語。

　　皇族：九五之尊“壓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與保守，讓世人詬病不已。但在大清國二百多年的基業(yè)中，有2.5位皇帝曾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歐羅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積貧積弱的國運中試圖通過“戊戌變法”來扭轉(zhuǎn)時局的光緒皇帝，剩下的半個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宣統(tǒng)了。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鼐┖?，于1708年設(shè)立“內(nèi)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度A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后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尚Φ氖牵度A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jīng)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兩個世紀后，康熙的八世孫光緒皇帝就聰明多了。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xiàn)出相當?shù)奈蛐?，但口語卻糟糕至極。他計劃用英語做新年獻詞，并致函各國公使。無奈，公使們不給面子，紛紛婉言謝絕。雖然不得已身為“傀儡”,但這位思想開明又頗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單單是敢于以身作則、帶頭學英語的膽識就值得人們稱贊。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nèi)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就連慈禧老佛爺最后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張勛率領(lǐng)五千辮子兵在北京擁護溥儀復辟。雖然復辟鬧劇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問題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李鴻章之子李經(jīng)邁適時向小朝廷推薦蘇格蘭人莊士敦擔任帝師，教授溥儀英語。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后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游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jīng)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jīng)》，莊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chǔ)。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zhì)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學校：中西并進“寄托”美國

　　康熙皇帝設(shè)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了“擺設(shè)”.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jié)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于這種情況，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請下，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shè)立了同文館，致力于培養(yǎng)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師同文館于1861年首先設(shè)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了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nèi)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

　　并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后，這種英文學習法仍沒有多大改觀。茅盾先生曾回憶他在北京大學預科求學時的經(jīng)歷：“那時候?qū)W英語，不像現(xiàn)在從發(fā)音規(guī)則學起、循序漸進，我們認、讀、寫英文字像認、讀、寫漢文方塊字一樣，先生硬教，學生硬記，天天默寫單詞，天天背課文……”

　　不久后，北京大學的老冤家--清華學堂從游美肄業(yè)館中脫胎了。作為培養(yǎng)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必須保證畢業(yè)生直接升入美國大學后，能夠順利地適應(yīng)在美生活和學習，因此，這里的英文教學直接采用美國模式，學校實行嚴格的考試和淘汰制，定期舉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試，口試成績也作為學生平時成績的依據(jù)。如果學生國學不及格，西學及格，仍然可以畢業(yè)；如果西學沒有及格，國學即使分數(shù)再高也畢不了業(yè)。同時，清華學堂還非常注重英語氛圍的營造，校園內(nèi)的演講會、辯論會、戲劇、演出等大多數(shù)都是用英文進行，各類告示與刊物也全用英文書寫，甚至在校醫(yī)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語。在這種沁潤似的英語教學法培養(yǎng)下，清華園先后走出了“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

　　在官辦學堂如火如荼地培養(yǎng)新式人才之時，教會學校也在中國各地悄然生長。作為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學校，馬禮遜學校對中國傳統(tǒng)私塾教育持批判態(tài)度，校長布朗自詡學校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訓練整個人，包括德、智、體”,因而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注重系統(tǒng)性和計劃性，并能根據(jù)不同層次學生的特點，設(shè)置不同的課程，采用不同的教學法。在教學上，學校反對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學，主張充分發(fā)揮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解”.表現(xiàn)優(yōu)秀的學生，更有機會赴美留學，中國留學的先驅(qū)、耶魯大學畢業(yè)生容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員：“佶屈聱牙” 漢字注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qū)。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后，為此，他注意“采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并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進行被當時頑固派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翻譯工作。

　　為了獲得關(guān)于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只能靠死記硬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常用的專有名詞、英文數(shù)詞、各種外幣單位及英美等國駐粵官員的姓名都在林則徐的背誦范圍內(nèi)，但佶屈聱牙的英語發(fā)音著實讓林則徐為難了一番，為了便于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邊注上“柴諾”,doctor后注“諾克拓”,trade注“吐烈”.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