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早在周代，就有疾疫的記載了。魯莊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天，"齊大災",這次"大災",按《公羊傳》的解釋，就是大疫。此后，關(guān)于疾疫的記載不斷增多。根據(jù)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上的不完全統(tǒng)計，我國古代發(fā)生疾疫的次數(shù)分別是：周代1次、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從死亡的人數(shù)看，程度最為嚴重的一次是金朝開興元年（1232），汴京大疫，五十日間，"諸門出死者九十余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shù)"（《金史·哀宗紀》）。古代疾疫對人類社會的破壞力可見一斑。

　　面對這么大的災難，古人是不是束手無策，一點措施也沒有呢？當然不是！盡管那時的生產(chǎn)力極為低下，但人們還是千方百計地采取各種各樣的辦法，進行治療和預防，杜絕疾疫的蔓延。

　　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在公共衛(wèi)生上下力氣，清除疾疫生長的溫床。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鑒于泉州城內(nèi)水溝湮閼歲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為癘疫",乃作《開溝告諸廟祝文》，興工清理溝渠。《朱文公文集》里還記載了吳芾于乾道二年（1166）知隆興府時，帶領(lǐng)民眾治理溝渠的情況。"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郁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塏以居".

　　一旦發(fā)現(xiàn)疫情，立即隔離。《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yī)藥。"南北朝以后，這種隔離政策，一直是一個制度?！赌铣R會要·民政》上就說，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就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gòu)--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當然，由于那時人們對疫情的認識不深，對隔離制度有看法也是難免的。如晉時就有記載說當朝臣家染上時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時，即使沒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內(nèi)也不得入宮。這種有效的隔離方法卻被那時的人譏諷為"不仁".

　　財政上，政府也會撥入專項資金用于購買防疫藥物。比如宋真宗景德三年，朝廷就撥付各州五十貫錢用于購買防疫藥物；宋仁宗時又把各州防疫的藥錢增加到二百貫，以后這也成為一種制度一直延續(xù)。針對軍隊中人數(shù)眾多等容易發(fā)生瘟疫的地方，宋朝政府還派專使和醫(yī)博士在群眾中宣傳防疫知識，并要求按時服用防疫藥物。京師和地方藥局，都要配置防疾疫的藥物，以方便人們購買服用。

　　對已經(jīng)患上疾疫的病人，政府也采取多種渠道加以救治。還以宋朝為例，宋太宗時，京城發(fā)生瘟疫，太宗就命選派良醫(yī)十人去診視病人；高宗時，臨安發(fā)生瘟疫，高宗拿出柴胡制藥，"救活者甚眾";孝宗淳熙十四年，臨安又一次發(fā)生瘟疫，和劑局就制成防疫湯藥，免費發(fā)放，救治百姓。在資金的運用上，除了政府撥款外，宋政府還提倡商人捐資救助和動員民間力量，勸諭富有人家施醫(yī)舍藥，多頭齊下，消滅疾疫。

　　據(jù)《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