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

　　米沃什是一位卓越的詩人，在年輕時代和許多青年詩人一樣，"素來不熱衷政治，而且恨不得同現(xiàn)實的生活不發(fā)生任何關聯(lián)".那個時候，他的詩歌通常以法國詩歌為榜樣，帶有明顯的超現(xiàn)實主義色彩，但是正如米沃什在《被禁錮的頭腦》英文版序言里所說："現(xiàn)實永遠不會讓我長時間脫離一切。"二十世紀上半葉發(fā)生在歐洲的一系列殘酷事實深刻影響到米沃什的詩歌創(chuàng)作，使他斷然放棄早期過于形式化的詩風，轉而"以不妥協(xié)的敏銳洞察力，描述人在激烈沖突世界中的暴露狀況"（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這最終在1980年為他贏得諾貝爾文學獎。

　　如果說米沃什在詩中還是以較為間接的方式去觸及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的話，那么《被禁錮的頭腦》則完全是在思辨的層面，展開對極權政治的探討和批判。當然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詩人的身份和敏銳賦予這種社會觀察以抽絲剝繭般的細致，而這種細致則立刻為這種觀察贏得更接近于真理的復雜性。但它并不討好，因為"羨慕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的人認為這本書極盡侮辱之能事，而反共分子們指責該書缺乏一種明確的政治態(tài)度，懷疑作者骨子里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易于讓人辨識的標簽，沒有氣勢洶洶頗具蠱惑力的狂熱，但悖論的是，所有有識之士都會一眼看出其中秘藏著珍寶，難怪書一經(jīng)出版即獲得加繆和雅斯貝爾斯這兩位重量級作家和學者的贊賞，后者還為本書的德文版撰寫了序言。在序言中，雅斯貝爾斯準確地將《被禁錮的頭腦》概括為"一個帶著大問題深入事實并意識到自身思想的人士的言論","他是作為一個深受觸動的人，通過對于在恐怖中發(fā)生的事實的分析來發(fā)言的，這同樣也顯示出他具有追求正義、追求并非偽造的真理的精神".

　　"深受觸動"說明米沃什仍然是以詩人特有的敏感為武器，介入對極權社會的觀察和批判中，按照米沃什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寫這本書，目的在導引讀者走入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知識分子的內(nèi)心世界去。"的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人更復雜的事物，而借由對人的復雜性的剖析，我們也許可以一窺思想演變的復雜歷程。自然，米沃什擁有利用這一寫作路徑的獨特優(yōu)勢，那就是他本身就是那些殘酷事件的親歷者，而且他和他在書中重點剖析的四位作家要么是朋友要么至少曾經(jīng)很熟絡，這使他可以如愿深入波蘭各類知識分子的內(nèi)心世界，并以他們?yōu)殓R子反觀自身。

　　書的主體部分是對分別以阿爾法、貝塔、伽瑪、戴爾塔代稱的四位和米沃什同時代的波蘭作家（他們是安德熱耶夫斯基、博羅夫斯基、普特拉門特、加烏琴斯基）的剖析--通過他們的經(jīng)歷也通過他們的作品。相較而言，對于伽瑪?shù)目坍嬌韵幽樧V化，米沃什的文字在這里稍稍失去了節(jié)制，但是他肯定會立刻為自己辯護：對于這樣一位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的人，他能做的只能是鞭撻和尖刻的嘲諷。正是這樣的文化官僚構成了極權背景下的波蘭文化主流，并日益敗壞著文學趣味--以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之名，同時也就是在侵蝕和摧毀著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石。換句話說，沒有健康的社會氣氛，真正的文學趣味和水準是無從談起的。

　　阿爾法的形象就要豐滿得多，這是一位追求道德純潔性的作家，這一點也使他很自然地追求格調上的純潔，"他像將水蒸餾那樣提煉自己的語句",因而在二戰(zhàn)之前出版的小說里，他就在關注悲劇性的道德沖突，更為可貴的是，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這使他的一切行為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都被視作作家--公民的楷模。他以微笑面對一切苦難，他關心剛剛起步的作家，他在公眾場合拒絕跟一個在華沙與德國人合作的作家握手。他的立場具有真正的人道主義特點。他堅決反對民族主義，但同時并沒有共產(chǎn)主義的傾向，也就是說他既憎惡德國人也不喜歡蘇聯(lián)。和當時許多波蘭作家一樣，他也對波蘭當時的現(xiàn)狀不滿，他迫切希望進行廣泛的社會改革并擁有一個人民的政府。

　　這樣一位在人格上令人尊敬的作家，二戰(zhàn)后轉向來自東方的新信仰，的確引人深思，至少不能簡單地從單一的功利角度對此進行考察。從大的方面來看，德國法西斯的野蠻奴役是主要誘因--人們在逃避一種惡時慌不擇路而陷身于另一種惡。在《被禁錮的頭腦》英文版序言里，米沃什寫到蘇聯(lián)紅軍1945年某天下午的"蒞臨":"我正站在一個農(nóng)民家的門口；幾顆小口徑的炮彈剛在這小村莊的街道上爆裂。然后，從蓋滿白雪的小山中間的平地上，我看見一列人慢慢地向前推進。他們就是紅軍的先遣部隊，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是一位年輕女郎，腳上穿著氈靴，手里拿著輕機關槍。"這樣的時刻總是令人難忘，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也曾在他的文章中描述過類似的情景："我站在那里（集中營）望著無窮無盡的紅軍士兵，疲憊不堪的馬匹，精疲力竭的人，骯臟的坦克、汽車和大炮。意識到我自由了，我控制不住地哭泣。"在那樣的時刻，克里瑪說得明白，蘇聯(lián)紅軍體現(xiàn)著善的力量，很長時間之后他才明白，與惡戰(zhàn)斗的未必就是善。對于米沃什何嘗不是如此？波蘭人民被解放了，只是在后來他才知道這里的解放有個同義詞--奴役。而兩者之間的時間差則可以解釋像阿爾法這樣的作家何以轉向東方的新信仰，而且是誠心實意地。

　　在歷數(shù)了阿爾法轉向東方集團的種種表現(xiàn)之后，米沃什以他一貫的警醒立刻補充道："對我來說，過于嚴厲地譴責阿爾法是很難做到的。"米沃什也有過一段和當時的波蘭政府合作的經(jīng)歷，從1945年到1951年，米沃什曾經(jīng)先后做過波蘭政府駐華盛頓和巴黎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當有人問他是不是為了錢才這樣做時，他的回答直率而坦誠："我甘愿為他們服務，并不是物質上的理由，而是為了信仰。"看到信仰這個詞我頗感吃驚，但很快又折服于米沃什的誠實。當然促成一些文人和當時的波蘭政府合作的還包括以下幾項客觀條件：二戰(zhàn)后，波蘭政府為了拉攏更多觀望的人，采取的政策比較溫和，"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信條還沒有被提出；另一方面，作為作家和詩人，母語的環(huán)境實在太重要了，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會放棄這些。"一個詩人連自己的語言文字都沒有之后，還能算詩人嗎？這一切仍可為我所有，只要我愿意付出代價，這代價就是服從。"幾年之后，米沃什依然和東方集團決裂了，當米沃什說其原因實則是由各種動機促成的，其中有些動機說起來并不冠冕堂皇，我們不會感到不屑，而是為他坦誠的自我剖析所打動。

　　沒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和強權妥協(xié)的程度依然和我們通常所說的善惡有關，當米沃什在駐外使館做文化參贊時，一旦他感到弦繃得太緊，就會寄回去點足以令人相信他這個人還是可以皈依斯大林主義的作品，當然米沃什最終和東方集團的決裂，挽救了之前的那些迫于生計做出的小小妥協(xié)，否則這些小小的妥協(xié)的裂隙就會逐漸擴大為鴻溝，最終將他完整隔絕在惡的彼岸。在米沃什看來，阿爾法的問題就是在于他的妥協(xié)正日益擴大，米沃什敏銳地發(fā)現(xiàn)阿爾法可以迅速利用那些苦難做文章，而且處理得如此流暢。繼而，米沃什指責阿爾法"允許將自己的同情置于書報檢查所規(guī)定的安全框架之內(nèi)，迎合黨的期望簡化了他所描繪的事件的畫面，同時也贏得了黨的認可".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