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初春，母親生下了我，是第四個孩子。由于家境好轉(zhuǎn)，比六零年出生的老三壯實了許多，又由于江蘇老家祖母的到來，母親不用在月子里就下地洗尿布和自己煮吃的了，這樣可以把前三個月子落下的頭暈、關節(jié)痛什么的養(yǎng)一養(yǎng)。據(jù)說月子是既可以落下病根也可以養(yǎng)好一些病的。

　　我就這么沐浴著春風茁壯成長起來，上有老祖母對孫兒的疼愛，又有父母親對幺兒的偏愛，還有姐姐哥哥們對小弟弟的希奇，我長得格外健康。這有一張那個年代罕見的相片為證：是一張上了色的照片，半歲的我赤身坐在一塊花棉毯上，咧開嘴笑得象個彌勒佛，唇被涂得殷紅殷紅的。我是那個計劃年代無計劃的產(chǎn)物，父母親的態(tài)度是，既然有了就生下吧，左鄰右舍誰家不是一大串孩子呢，至于孩子的未來，那可想不過來。雖說"望子成龍"是老話了，可六十年代的家長，很少有給孩子設計未來的。那么多的孩子，就象地里的莊稼，栽一茬收一茬，順其自然。孩子嘛，懷里抱抱、地上爬爬、扶著墻走走，咿咿呀呀學說話，不管先叫爸還是先叫媽，就這么慢慢長吧。

　　到我長到扶著墻走，搖搖晃晃摸到隔壁的潘婆婆家，把床下的鞋翻得一地，還拉了泡屎，對著婆婆一陣咿呀，樂得潘婆婆笑道：寶寶會說話了！

　　這當然不是我會說話的記錄，但卻是我唯一會走路的記錄。在未來的日子里，母親無數(shù)次地撫摸著我癱軟的雙腿，甜蜜地回憶我走路的日子，而我也在母親一次次地講述中，相信我是用雙腳走過路的。

　　我突然發(fā)起高燒，幾天不退，又恰逢當醫(yī)生的父親到野外分隊巡診去了。一位姓譚的女醫(yī)生，用酒精棉球在我胖胖的屁股上擦著，嘴里說："寶貝，真舍不得扎你喲。"一針下去，我嘹亮的哭聲剛響起，立刻就啞了，身子一下子癱下來。等到父親回到家，和母親一起抱著渾身癱軟如一灘爛泥的我，輾轉(zhuǎn)送到縣醫(yī)院，又到省城，搶救了一個星期。抽脊髓化驗，吊鹽水，從鼻子插管子灌藥和飼牛奶，最后算是保住了一條小命。結論是：小兒麻痹癥，學名叫脊柱灰質(zhì)炎。（最近每年都有一兩天，國家領導人走上街頭，抱著個小朋友，用小勺喂一粒糖丸--這是全國開展的脊柱灰質(zhì)炎計劃免疫，避免了多少孩子不能走路的悲劇。）而譚醫(yī)生的那一針據(jù)說穴位太下面了，打到了坐骨神經(jīng)上。我至今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科學，可那一針確實在我的屁股上久久淤塞不散，終于化膿了，最后留下一個不可消除的深陷的坑。母親的心里有一個疙瘩，好好的孩子就這么殘廢了，雖然也見有其他的孩子得這種病，都沒有我這么嚴重。總歸是有什么不對的地方，什么不對呢，那就是父親的同事譚醫(yī)生。文革中到處鬧派性，譚醫(yī)生和父親不是一個陣營的，母親疑心她是有意的。母親有心去找她拼命，被同樣是醫(yī)生的父親壓制住了。這個疙瘩在以后漫長的歲月里，影響了我們一家的生活。記得我上小學好幾年了，只要見到不知情的人，提到我的事，母親會立刻把我抱到膝上，脫開褲子讓別人看我屁股上的那個坑，說："要不是她，我兒子怎么會這樣？……"直到我懂得害羞了，不再讓母親那么做。

　　后來上學讀到魯迅的小說《祝?！?，里面的祥林嫂念叨她的阿毛時，那就象是我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