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國的人比活著的人更偉大嗎？顧炎武認為不一定。死了很簡單，但是活著要承受種種的艱難痛苦

顧炎武在“身沉心不改”、身心分裂的思考下，更強調(diào)一種心的堅守，文化的堅守。他認為，忠、孝、節(jié)、義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所以他講“一節(jié)亦奚取”（《亭林詩集》卷二《剪發(fā)》），要區(qū)別大忠、大孝、大節(jié)、大義，和小忠、小孝、小節(jié)、小義。

這對顧炎武來說，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選擇，更是一種現(xiàn)實的選擇。明清之際改朝換代的時候，人們所面臨的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就是生和死?；钪€是死去？

有的人殉國了，顧炎武毫無疑問地肯定他們。但是殉國的人比活著的人更偉大嗎？他認為不一定?；钪策€有好幾種活法。有的人要和清王朝不共戴天，挖個地窖，躲在地下，通過穴口，家人可以送飲食給他，這叫“土室遺民”。也有人把自己的頭發(fā)剃掉，做和尚去了。有的人逃到山里面去做隱士。而顧炎武是另外一種選擇，他是在世成為遺民，同樣可以堅守自己的仁義道德。

顧炎武講到“人臣遇變時，亡或愈于死”（《亭林詩集》卷三《濰縣》），不死，或者叫“無死”，也許比死更重要。死了很簡單，但是活著你要承受種種的艱難痛苦?；钪紫仁巧?，還有延續(xù)的問題，不僅是生命的延續(xù)，還有精神價值的延續(xù)，要肩負著種種的道德的責任、社會的責任。

當時人們首先面對的最簡單的選擇就是留發(fā)和剃發(fā)的問題了?！缎⒔?jīng)》里面講道：“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但是顧炎武覺得剃發(fā)能夠接受，也應(yīng)該接受。因為他覺得“丈夫志四方，一節(jié)亦奚取”（《亭林詩集》卷二《剪發(fā)》），這是大節(jié)、小節(jié)的問題，只要能保全生命，只要能給自己提供更好的一種生存的環(huán)境，剃發(fā)就剃發(fā)吧，沒有關(guān)系。

還有一個選擇，就是跟人交往。你躲到深山里面，天天和動物、植物在一起生活，這可以。但是你只要生活在現(xiàn)實生活當中，就不能不跟普通的人交往，尤其是跟出仕的官員交往。那該怎么做呢？顧炎武選擇了交往。最有意思的交往，是他和他的幾位外甥。

顧炎武的妹妹嫁給了姓徐的，生了幾個孩子，徐氏兄弟非常出色，像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都是中了狀元，中了探花的，后來都做了翰林，做了咱們現(xiàn)在叫部長一級的官了。顧炎武一開始是不跟他們交往的，但是后來，他不避嫌疑地跟徐氏三兄弟交往。到北京的時候，又多次在徐家兄弟家里住。還多次給徐家兄弟寫信，甚至對他們的政治行為進行道德訓誡。因為他是長輩嘛，不斷地勸誡他們應(yīng)該怎么做官，特別強調(diào)的是對道德的堅守和傳播。徐氏三兄弟在顧炎武晚年的時候，給他蓋了個別墅，讓他回昆山老家，因為顧炎武到處流浪，尤其是晚年都流浪在山西，外甥希望他葉落歸根，但是他堅決不回去。為什么呢？還是堅守他那種道德立場，因為他一旦回老家去，讓幾位晚輩來贍養(yǎng)他的話，他覺得就有損于自己的政治品節(jié)。這就是顧炎武為人既通達，又固執(zhí)的地方。

隨著南明王朝的覆滅，顧炎武發(fā)愿“篤志經(jīng)史”，守護和傳承文明的種子

顧炎武不僅僅是一種生存處境的選擇，他還有一種行為方式的選擇——“自年五十以后，篤志經(jīng)史”（《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

他講到，我在中年以前，跟諸文士沒有什么太大區(qū)別，但是中年以后，尤其是五十歲以后，要專門研究的是“圣賢六經(jīng)之指，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亭林文集輯補·與黃太沖書》），我要思考這些最核心的文化的命題。

那么這種變化為什么會產(chǎn)生呢？這跟他五十歲這一年，就是1662年，康熙元年，發(fā)生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有關(guān)系。明王朝在崇禎皇帝自盡以后，進入了所謂南明時期，就是在長江以南，先后建立了幾個流亡政權(quán)。南明王朝的最后一個皇帝，桂王朱由榔，在上一年的十二月被俘，在這一年的四月死于云南。在這之前，你還可以打出“反清復明”的旗號，畢竟還有流亡政府在，現(xiàn)在名不正則言不順，要再進行政治上的反清復明，已經(jīng)不可能了。那么現(xiàn)在要做什么呢？這年三月，顧炎武跑到了南京孝陵痛哭一番，進行了新的文化選擇，要“篤志經(jīng)史”。

瞧不起以“文人”自居者，是顧炎武一貫的思想，至少是顧炎武在1644年明王朝滅亡以后就有的非常鮮明的思想。顧炎武在明朝滅亡以后，把他33歲以前的詩文作品基本上全部燒掉了。所以咱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顧炎武現(xiàn)存作品是他33歲以后的。他是江蘇昆山人，當?shù)赜袀€說法，叫做“歸奇顧怪”，歸莊和顧炎武這兩個人都比較奇怪，是狂生。那么“歸奇”，咱們現(xiàn)在還能知道，因為歸莊在晚明時期的作品還保留著。但是“顧怪”咱們就看不太清楚了，因為顧炎武在入清以后，雖然很耿直，很固執(zhí)，但這還談不上怪，咱們現(xiàn)在看到的他，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嚴謹?shù)模浅？贪宓膶W者的形象。

顧炎武一再貶稱唐宋以來的所謂“文人”，“不識經(jīng)術(shù)，不通古今”《日知錄》卷一九《文人之多》）。他贊同宋人劉摯的說法：“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十八》）“器”主要是一種學養(yǎng)，一種人格，“識”是一種實踐，是倫理道德的堅守。“士”和“文人”的這種區(qū)別，他落實到自己的行為上去。

在五十歲以后，顧炎武慢慢地淡化了他政治遺民的身份，而更強化了他作為文化遺民的身份。他在現(xiàn)實社會當中更為通達了，跟清朝政府的官吏們，尤其是跟徐氏三兄弟的交往更多了。但是在文化遺民的堅守上卻更嚴謹了，更自覺了。他提出一種理想，說：“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窮經(jīng)待后王，到死終黽勉。”（《亭林詩集》卷五《春雨》）巢父、許由這樣的人在改朝換代的時候，逃到山里去做隱士，那是求一身之善。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是“窮經(jīng)待后王”，期待將來的人，能夠用我的這套學問，我所堅守的文明，再創(chuàng)新的文明。“窮經(jīng)”不是一般的皓首窮經(jīng)，而是有著很明確的政治文化的追求，就是他講的“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為了這種責任他“死而后已”（《亭林文集》卷三《病起與薊門當事書》）。所以他選擇了著書立說，要“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錄自序》）；“有王者起，將以此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

這是顧炎武的現(xiàn)實認識，覺得現(xiàn)在的君臣們都不行，將來也許有人可以。那么將來的人是誰呢？有沒有一種理想的典型呢？有！就是他講到的文中子和唐太宗。文中子即王通，隋朝的學者。王通的學問雜有儒家、道家的思想，而這種儒道合一恰恰成為唐王朝治理天下的學術(shù)、思想的根本。顧炎武是以王通自詡的，王通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他的好多學生，后來成了輔佐唐太宗的名臣，像房玄齡、杜如晦。王通的學問既是一種思想學術(shù)，也是一種政治方略。顧炎武也同樣是這樣一種追求。而像唐太宗這樣的君，就是顧炎武心目中的“后王”、“明君”。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