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lián)軍侵華圖

原本是一盤散沙的八個國家，各懷著擴張心思相互監(jiān)視著著對方，卻因為突如其來的一場民間運動最終聯(lián)合在了一起，這脆弱的聯(lián)盟也很快因為各自的利益而走向瓦解。

公使團5月20日聯(lián)席會充滿火藥味，金發(fā)藍眼的德國公使克林德釋放了他致命的爆脾氣，這個具有日爾曼血統(tǒng)的47歲男子，再也不想聽公使們發(fā)動海軍示威、派海軍陸戰(zhàn)隊護館之事爭論了。他站起來號召另外十個國家“大家都把底牌亮出來吧，我們談些實質的問題，中華帝國行將崩潰，我們把中國瓜分了算了——你們都想得到多大地盤？”

克林德以為自己說出了各國公使在心中盤桓多時而沒敢說的話，時至1900年5月20日，駐進北京東交民巷的十一個國家，雖然都在中國各劃地盤，但還真的沒有人在言語或文字中明目張膽地提出“瓜分”一詞。他們對中國時局各有自己一套盤算，既得利益在眼前，誰也不想一下子打破這個格局，所以，面對起事數(shù)月的義和團運動，公使團內部仍然是一盤散沙。

摸不透的底牌

德國外交大臣發(fā)來電報，嚴厲批評了克林德。英公使竇納樂注意到，此后一段時間，克林德一直很抑郁，幾次聚會他都不再多言。

這段時間竇納樂話也不多，他曾經(jīng)想面見慈禧，跟中國太后陳述變法與否的利害，被英國外交部阻止了。英國外交部遠東事務次官伯蒂在6月初和德國駐英大使哈茨菲爾德的密談中透露了英國政府的擔憂：法國和俄國對中國有著更大的企圖。但伯蒂并沒有告訴哈茨菲爾德，他自己正處在猶豫之中，要不要向英國政府提出改變對華政策呢？公開支持光緒的維新？反正他本人對慈禧不抱信心了。在他看來，直接干涉中國內政，除掉已經(jīng)當國40年的老太后才是英國利益所在。

從竇納樂的英館往南兩三百米，就是俄館，俄駐華公使格爾思是私下里與中國政府和官員接觸最多的人，竇納樂知道這位鄰居是個兩面派。拳亂以來，公使團就已經(jīng)相約，不再單獨與中國官方聯(lián)系，要么就以公使團全體成員的名義照會或溝通，但是格爾思不怕惹眾怒，經(jīng)常秘密約會中國總署大臣。公使團里幾乎所有人都對格爾思和他的國家存有疑心。

而俄國人眼里中國東北廣大地帶，同時也一直存放在日本人的心中，盡管這塊土地的面積遠遠大于日本國土。這就使得日本人更不敢掉以輕心，俄國的下一個目標會不會是日本？冷靜的日本公使西德二郎是公使團中少有的研究中亞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的專家，曾經(jīng)考察中亞地區(qū)和中國的新疆。他一直按兵不動，相機行事。具有東方溫雅男人長相的武官柴五郎是日本最早的中國通，他曾經(jīng)一臉憂郁地分析過：中國國勢衰微，西方以租借的名義或干脆掠奪走一部分土地，加之大批傳教士涌入，對教民實行法外保護，從而使教民有外國勢力可倚，為所欲為，肆無忌憚，“為此，本為無害的義和團一變而為激進排外主義集團”。（相藍欣《義和團戰(zhàn)爭的起源》）

對于他所言“本無害的義和團”，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王道成教授，使用了“民族主義任何時候都是雙刃劍”這樣的判斷。

相互鉗制

西德二郎和柴五郎很清楚，同為在華既得利益者，西方人并不把他們當回事兒。雖然在戰(zhàn)略上沒把日本人看在眼里，但是公使團卻在任何“一城一池”的得失上，盯死了日本。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甲午戰(zhàn)爭后，俄、德、法這些老牌得利者為了遏制日本在華勢力的發(fā)展，曾聯(lián)合迫使日本放棄了《馬關條約》中規(guī)定的中國割讓遼東半島，這件記入歷史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以俄、德“勸說”日本有功，漁利膠東半島而結束。

英館離其他幾個館有著一條御河的間隔，英館能看到另外十個國家，相互眼睜睜地瞅著，誰也不想讓別人多咬中國一口，要咬，大家一起咬。要攻，群起而攻之。這就是1900年的列強與中國的關系。列強，在當時并不具有貶意，而是像“諸位”一樣，是個中性名詞。

在竇納樂看來，中國的利益就是英國的。沙俄在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清政府，而是占有長江流域的英國人。深得中國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一直想聯(lián)手英國對付俄國，看起來很像三十六計中的第二十三計“遠交近攻”。

除了俄國，竇納樂眼中還有一個敵人，就是德國。德國強租膠州灣時，英國無法像迫使日本“還遼”那樣強迫德國，但他也不甘“落后”，馬上借了威海衛(wèi)才覺得不致于失衡。

正是這種相互鉗制，限制了任何一強在中國的肆意妄為，并促成了他們在重重矛盾中尋求統(tǒng)一，沒有統(tǒng)一步調誰能單獨掙脫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誰又能進一步獲利呢？

錯把中國當非洲

在對20世紀初中國的看法上，分歧重重的列強很快就得到了統(tǒng)一：中國和當時的非洲一樣落后，跟中國人說話可以直接用大炮。

留著兩撇超長八字胡的開羅總領事竇納樂上校1896年接到倫敦的調令，就任駐華公使，這是一項跨級的擢拔，竇納樂很樂意接受。但是一到中國，他就發(fā)現(xiàn)跟總理衙門的交往很不愉快，跟這些人沒有什么好談的，他用父親對兒子的口氣指點總理衙門的大臣和章京（文書）。在他1896年給倫敦的一份電報上記錄著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歐洲或者任何文明國家的統(tǒng)治者都不會像這些人（指清廷）一樣管理國家。將中國看成是一個文明國家實在是大錯特錯”。具體到對華政策上，直接拿大炮來校正桌面上行不通的交流。

竇納樂公使對中國的看法和言行，令他的同胞、被中國聘為“客卿”的總稅務司赫德痛心疾首，這位已經(jīng)在華工作了46年的老中國通認為，竇納樂的任命值得關注了，“我輩之人多年來將中國人視為有文化和文明之民族的努力將被竇納樂擊敗，因為此人對東方一無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對付尼格羅人(Negroid，黑人）的經(jīng)驗”。

簡單粗暴的念頭占領了竇納樂的理智，以至于后來處理傳教國在中國引起的民教沖突時，調兵成為他唯一思維。英國政府一直想拉回這頭想要脫韁的馬，在1900年5月底，英國外交部還來電指示他：不要挑頭，不要多說話，凡事讓別國公使牽頭就是。

1861年自英法和中國簽訂《天津條約》后，各國開始向中國派駐領事機構，后來逐步升級為公使館。在此后30年的國際政治風云中，世界經(jīng)濟的格局發(fā)生著重要的變化，資本投資代替了貿易，在中國經(jīng)商被投資能源業(yè)、鐵路并從中國抽血所代替。最終打破遠東平衡的，是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的結果，給西方列強打了一劑強心針，他們對華政策從此變得激進起來。

最直接的表現(xiàn)是，甲午戰(zhàn)爭前后在華工作數(shù)十年被稱為“中國通”的第一批各國公使，相繼調離中國，竇納樂接替了在中國工作過15年的前任歐格納。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