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么一個干政擅權、不可一世、有慈禧這樣堅硬后臺的人，還是被殺了。殺他的人是山東巡撫丁寶楨。

同治八年七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安德海借皇上大婚、采辦龍袍的名義，乘樓船沿運河南下。按清朝祖制：太監(jiān)不準出京。但安德海不僅出京，而且還私挾婦女、張掛龍鳳旗幟、抓差納賄，一路招搖，驚擾地方。所過順天府衙門、直隸總督衙門，都隱忍不發(fā)。結果在山東被丁寶楨查拿，并以太監(jiān)出京違背祖制請旨處置。對安德海在宮中撥弄是非、混亂朝政按捺已久的慈安，在接到了奕率領軍機大臣持折請示兩宮太后的行動后，她立即召集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共同商議，時逢慈禧生病，慈安獨處朝政。于是，大家一致認為：“祖制不得出都門，犯者殺無赦，當就地正法。”(《清宮遺聞·安德?！?慈安明確表態(tài)，同意將安德海就地正法。

這一舉動，使慈禧喪失了心腹，卻又大丟顏面、有苦難言，由此心生嫉恨確屬正常。但從而對慈安萌生了殺心又似乎與事實不符。如果說慈禧嫉恨有人殺了她的心腹太監(jiān)，那么最要害的人物應該是丁寶楨。他不僅沒有顧及慈禧的顏面，毅然決然地緝拿了安德海，并就地正法，慈禧應該整治甚而殺了他以解心頭之恨才對。然而，丁寶楨并未因此而丟官，這位以“嚴剛有威”、清正廉明著稱的貴州人此后雖不是官運亨通，卻也屢有升遷，頗受重視。光緒二年(1876)，做了近十年山東巡撫的丁寶楨升任四川總督，而且在這個令人眼熱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緒十一年(1885)，丁寶楨逝于成都，當時慈安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實權掌握在慈禧的手里。由于丁寶楨一生清廉為公，性情剛猛，在官場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實權人物追著告他的狀，慈禧都不予理睬，將丁寶楨追贈為太子太保、上美謚“文誠”，準許山東、四川、貴州等地為其建忠良祠。對此，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在朝政的大局面前，慈禧具備令朝野上下信服的公正。待丁寶楨尚且如此，她又有何理由殺慈安呢？

另一件是慈安與同治帝違背慈禧選后意旨，一致堅持選慈禧并不看好的阿魯特氏為皇后。

慈安和同治帝在選后問題上與慈禧的意見有分歧，這對嗜權如命、頤指氣使的慈禧來說無疑是空前的打擊，她無法原諒自己的親生兒子在這個關鍵的時候與慈安聯(lián)盟背叛自己的旨意；她也會十分嫉妒慈安在兒子的心目中擁有比她更為尊崇的地位。她將這一切痛苦轉嫁到阿魯特氏身上，用變相折磨皇后的手段來恣意表達自己的不滿。同治帝死后，阿魯特氏只得到了一個“嘉順皇后”的封號，這將意味著她只能以新皇帝寡嫂的身份深居宮中。慈禧立嗣光緒帝，進一步將皇后阿魯特氏置于難堪的境地，一旦光緒帝確立了皇后，自己將以何身份在這冷寂的宮中安身？本已處境十分艱難的皇后未來的宮中生活不堪設想，她的位置將變得異常尷尬。“刻薄寡恩”的慈禧更使這位皇后深感生活無望，這一切都讓她感到不寒而栗，又不敢有所申言抗辯，死亡是她唯一的出路。據(jù)說，阿魯特氏曾以一紙片請命于父親，父親批了一個“死”字，于是，殉節(jié)之志遂決。

因此，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皇后阿魯特氏，也就是“嘉順皇后”殉死于儲秀宮。

伴隨著嘉順皇后的死，慈禧郁積心中多年的不悅也就漸漸舒解，二次垂簾后，慈禧風光無限，一切朝政得心應手，她沒有任何理由依然為此懷恨慈安，動起殺心。

所以，傳言慈禧逼死或毒死慈安的說法，缺少說服力。因為面對慈安凡事退讓、不與人爭的個性，慈禧在政治上的權力和影響不可動搖，慈禧完全沒有必要逼死或毒死慈安。

三

野史筆記可信性差，就讓我們一起分析一下《翁同龢日記》中有關于慈安死亡過程的記載。此時翁同龢除了依然承擔著光緒帝老師一職，同時他還是禮部尚書。禮部主管皇室的婚喪大典，慈安大喪自然歸屬他的職責范圍。翁同龢負責辦理慈安喪儀，對于慈安的死因就有了比較深入和翔實的了解與記載，可信性較強。

根據(jù)《翁同龢日記》記載：慈安發(fā)病于光緒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這一天，“東太后感寒停飲，偶爾違和，未見軍機”。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記下了慈安脈案、藥方和病情進展狀況，可以從中了解慈安發(fā)病過程：“晨方：天麻、膽星；(脈)按云類風癇甚重。午刻一(脈)按無藥，云神識不清、牙緊。未刻兩方雖可灌，究不妥云云，則已有遺尿情形，痰壅氣閉如舊。酉刻，一方云六脈將脫，藥不能下。戌刻(晚八時前后)仙逝。”

依據(jù)這一病情進展記錄，咨詢資深中醫(yī)專家，慈安死因多半為腦血管疾病急性發(fā)作所導致。根據(jù)是：

(1)病情特點：起病急驟，進展迅速。按照現(xiàn)代醫(yī)學判斷，如此快速的病情進展多見于心腦血管疾病。

(2)臨床表現(xiàn)：“神識不清”應為有意識障礙；“牙緊”、“有遺尿情形”應為現(xiàn)代中醫(yī)所稱的牙關緊閉和尿失禁。

(3)辨證分析：依據(jù)以上癥狀，這一病癥按照中醫(yī)學辨證為腦中風病。而在《翁同龢日記》中，翁同龢記載的御醫(yī)脈案為“類風癇甚重”，實際就應歸屬于當今中醫(yī)學疾病中的中風范疇。由此，可以初步判斷，慈安所患之病應為腦中風，也就是現(xiàn)代醫(yī)學中的腦血管疾病。

其實，慈安的腦血管疾病并非突發(fā)，而是宿疾。《翁同龢日記》中曾經記載過慈安的兩次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九日(1863年3月27日)，時慈安二十六歲，“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恭違豫，有類肝厥，不能言語，至是始大安”。此次生病共計二十四天，由“有類肝厥，不能言語”來判斷，應視為現(xiàn)代醫(yī)學的腦供血不足，屬于中風先兆，只不過病癥較輕，恢復較快。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時慈安三十三歲，再次病倒，“昨日慈安太后舊疾作，厥逆半時許。傳醫(yī)進枳實、萊服子”。這次所謂的“厥逆”依然是腦供血不足的再次發(fā)作，只不過由于治療及時，沒有造成遺留病癥。

這些情況說明慈安患有腦血管疾病，具有發(fā)生急性腦血管疾病的潛在危險因素。而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獨理朝政，不善于擺布朝政大事的她，在這一時期里承擔著巨大的壓力，身心疲憊在所難免。慈安在發(fā)病的前一天，根據(jù)《述庵秘錄》記載，她“兩頰微赤”，雖然自己無感覺上的大礙，但從這一面色判斷，慈安此時“肝陽上亢”，可能已經血壓很高，直接誘發(fā)腦中風、甚至腦出血。

腦血管疾病的急性發(fā)作，對于掌握現(xiàn)代醫(yī)學技術的專家們來說都是一籌莫展的病癥，缺少根治的良方，更何況一百多年前的醫(yī)學。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比較接近事實的結論：慈安死于腦血管疾病，而并非野史中所描繪的為慈禧所害。

對于慈安的死，慈禧該如何應對呢？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