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形式多樣化

延安時期的稿費有錢、物兩種形式，都是薄酬。“物”的種類是多樣化的，都屬于生活必需品之類。

前面談到的《紅軍長征記》、《紅軍故事》征文啟事，都說明備有錢和物作為稿酬。后來的征稿也有類似情況。大體說，1941年前，是“錢物稿費”并存的時期；之后，則多是“現(xiàn)金稿費”，但“物酬”并未絕跡。在前一個時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現(xiàn)金，其他多是給“物”。在物資極端匱乏的年代，“物”是人們生活所必須的，同樣珍貴。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筆記本、紙張、鉛筆等。這些物品當時奇缺，“公家”所發(fā)根本不夠用。文化人每月按規(guī)定、分級別供給幾張紙，領取時有嚴格的登記制度。人們寫稿子多是一張紙當做兩張用（兩面寫字）。當時，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屬于“上檔次”的人物了，令人羨慕不已。所以，寫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驕傲的大事。

還有的“物酬”則是“贈送書報刊”，或是“我們的歌謠出版時酌量贈送”（民眾娛樂改進會）；有的刊物刊用后以“本刊為酬”（《文藝突擊》、《藝術工作》等）。《歌曲月刊》（1940年9月創(chuàng)刊）的“稿約”更具體些：“來稿發(fā)表后，以本刊一冊為酬，版權歸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選編權。”一年后該刊改為《歌曲半月刊》，仍是“來稿選用者，可以本刊為酬”。當時一本刊物值多少錢呢？為2—5角。

稿費的使用

趙超構1944年訪問延安后，寫了《延安一月》。其中說：“假如他們（指作家）有作品（發(fā)表），所有的稿費和版稅也都是私有的。”作者對稿費自由支配，使用情況各不相同。

當年，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著作的出版和發(fā)表，都有稿費。他們大都把這些“外快”用于贊助公益事業(yè)，或是個人應酬方面。

毛澤東的捐助較多，出手也大方。據(jù)史料不完全記載，毛澤東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這些：

民眾劇團是在毛澤東關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主要運用邊區(qū)群眾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戲或優(yōu)秀傳統(tǒng)戲，為老百姓服務。成立伊始，演出服裝、道具、汽燈等物資奇缺。無奈之下團長柯仲平找毛澤東“訴苦”。毛澤東當即從自己《論持久戰(zhàn)》稿費中，拿出300元大洋，給民眾團購置設備。柯仲平親自保管這些錢，錙銖必較地使用。后來，民眾劇團幾乎走遍了陜甘寧邊區(qū)的每個村寨，為民演出，成績卓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表揚了他們。

1940年，延安各界紀念“五四”青年節(jié)籌委會，發(fā)起有獎征文。歷時一年多，征得各類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評選結束并頒獎，又是毛澤東慷慨解囊，捐贈300元做獎金。周恩來、王稼祥各捐200元，吳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這樣才使征文圓滿結束。

此外，毛澤東為支持創(chuàng)辦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捐助100元（1939年3月）；為支持籌建陜甘寧邊區(qū)醫(yī)院圖書館捐款100元（1939年9月）；為陜北國民黨轄區(qū)綏德、榆林一帶發(fā)生旱災，捐款1萬元，賑濟災民（1939年9月）；為烽火劇社捐款200元，以鼓勵他們節(jié)儉演戲（1939年11月）；為邊區(qū)教育廳舉辦的小學教師暑期講習班，捐款400元，慰勞小學教師（1941年8月）。

毛澤東的稿費收入，還用于資助親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為軍委機要處代處長黃有鳳出資辦婚禮，花了200多元。瓜果、飯菜、新被子，都是用這些錢買的。朱德、任弼時等光臨，毛澤東自愿做主婚人，喜慶熱鬧，黃有鳳終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給當年湖南一師同學林若虛“寄奉百元，聊作薪水”；還為自己的孩子購書，以及用于以個人名義的宴請等等。

一般作者得到稿費，多買些書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專業(yè)文學藝術家有了稿費，多是主動與人共享，或是被朋友們“共產(chǎn)”，獨自享用的情況極少。這幾乎成了一種特有的“時代風氣”或約定俗成的“規(guī)矩”。在這個問題上的“小氣”，會受到人們的非議。在延安生活過的作家卞之琳回憶說：“誰要是從郵局接到重慶、香港以致上海孤島匯來的一筆稿費，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個中國革命者的私人紀錄》一書，詳細記述了蕭三夫婦、蕭軍夫婦，用稿費在餐館消費的生動場面：“蕭軍那時有點錢，點菜花樣多，醬牛肉、鹵雞、鹵肝、叉燒肉樣樣都點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統(tǒng)統(tǒng)打包帶走。”“蕭三一家剛來勝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們一家改吃中餐，點一份炒肉絲，簡簡單單，吃飽為止。蕭夫人（俄羅斯人）很會點菜：糖醋里脊、青椒肉絲如此等等。”

另外，作家周立波、陳學昭、曾克，藝術家張季純、鐘敬文、馬可等，都談到過當年延安“一人得稿費，大家去消費”的愉快而難忘的經(jīng)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