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1935—1947）有稿費嗎？在許多人的想象中，延安時期實行“戰(zhàn)時共產主義”，主要是打仗和生產，解決生存和溫飽問題，大概是只講奉獻，不計報酬。寫稿子是革命工作，哪還有什么稿費？其實，這種猜想是不符合實際的。

文獻記載有稿費

據文獻記載，延安時期的稿酬至少從1936年8月就已實行。此時，紅二、四方面軍正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和黨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煙未熄。為“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中央決定出版《長征記》。為此，8月5日，毛澤東、楊尚昆聯名向陜北一方面軍各部參加過長征的同志，發(fā)出征稿電報和信函，希望大家積極撰稿，展示長征宏圖。征稿信說：“來稿請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總政治部。備有薄酬，聊志謝意。”此書由徐夢秋、成仿吾、丁玲編成，于1942年11月出版。這里的“薄酬”是錢還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樣艱苦的歲月，寫稿還是付給報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國抗日紅軍總政治部發(fā)布《（紅軍故事）征文啟事》，這是一次在部隊中進行的群眾性創(chuàng)作活動。“啟事”說：“為著供給紅軍部隊的課外教育材料，為著宣傳紅軍的戰(zhàn)斗歷史，特決定編輯《紅軍故事》叢書。每稿至多不超過二千字……來稿采用后，酌致現金或物質報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總司令朱德，聯名發(fā)出《中央軍委關于征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以紀念“八一”節(jié)10周年。為編好軍史材料，特組建了一個包括11人的強大編委會，他們是：徐夢秋、張愛萍、陸定一、丁玲、吳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鐘、黃鎮(zhèn)、肖克、鄧小平等。通知明確說：“一切創(chuàng)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采用后，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金酬報。”

1939年1月，毛澤東致周揚的信中不僅有付稿費的表述，而且還有付酬的具體標準。當時為了向全國介紹陜甘寧邊區(qū)的政治、經濟、文教、民政等真實情況，以粉碎國民黨的造謠歪曲，毛澤東決定編寫一本《邊區(qū)實錄》。初稿由他的秘書李六如、和培元各寫一半。毛澤東委托周揚“全權負責修正此書”。信末特寫明：“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勞之意。”這本書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澤東為它題寫書名并題詞。稿費也及時兌現。

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其中談到稿酬問題。他說：“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

從以上文獻可知，延安時期盡管生活艱苦，但對文化人的精神勞動是尊重的，稿件采用發(fā)表，都付給報酬。

報刊登稿付稿費

延安時期物資十分匱乏，文化人在困難中拼搏，創(chuàng)辦了不少刊物。不論是鉛印的，還是油印的；不論是內部出版，還是公開發(fā)行，在征稿啟事中，都說明來稿刊用后，即付稿費。

《紅中副刊》“征文啟事”，是我們所能見到的延安時期黨報最早的“稿約”。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紅色中華》報上，內稱：“紅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們熱烈地歡迎同志們替紅中副刊寫些文章。文藝的、時事論文的均所歡迎。來稿一經登載，將給予相當物質報酬。”這個“征文啟事”的落款是“紅中編委”。“紅中”即《紅色中華》報，創(chuàng)刊于1931年的江西蘇區(qū)，是中共的機關報，長征中?？?936年1月在陜北瓦窯堡復刊。由編委會發(fā)布征文啟事，足見其鄭重。

《大眾文藝》，1940年4月15日創(chuàng)刊于延安，毛澤東題寫刊名，肖三主編，隸屬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延安文抗”）。該刊第一期發(fā)布的“稿約”說：“來稿一經登載，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直接領導的陜甘寧邊區(qū)大眾讀物社，創(chuàng)刊《大眾習作》，毛澤東為它題寫刊名，后又致信社長周文，對該刊贊賞有加。它在創(chuàng)刊號登出的“約稿”說：“寄來的稿子，凡是登載出來的，每一千字送稿費一元。”

《解放日報》是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共中央的機關報。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創(chuàng)刊，毛澤東為它題寫報名和發(fā)刊詞。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任社長。它在“創(chuàng)刊號”的右報眼刊出“本報啟事”（二）：“本報竭誠歡迎一切政治、譯著、文藝作品、詩歌、小說等等之稿件。一經揭載，當奉薄酬。”

總之，延安時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藝戰(zhàn)線》（周揚主編）、《文藝月報》（肖軍、舒群、丁玲等主編）、《詩刊》（艾青主編）等，都刊有說明“付酬”的征稿啟事。采用來稿而不付稿費的刊物，當時是不存在的。

征文入選有稿費

為了活躍文藝，促進創(chuàng)作，延安時期組織過幾次群眾性的征文活動，入選作品均付給稿酬。有些文藝團體，面向社會征集劇本，也都明碼標價，付給報酬。

人民抗日劇社，是中央紅軍在長征中組建的演出團體，直屬紅一方面軍政治部領導，社長危拱之，隨軍長征到陜北。1936年6月3日，劇社在《紅色中華》報上發(fā)布“征求劇本啟事”：“凡是經過審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種劇作品，一律給以酬報：一、話劇、歌劇，一般每出大洋貳元；二、活報每個五角；三、歌及土調每個兩角；四、倘有特別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稱許的，給以特等酬報；五、雙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與活報大洋貳角。”

陜甘寧邊區(qū)民眾娛樂改進會，是民眾劇團的前身，誕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視民間歌謠、小調、戲劇的搜集、改編和整理。7月17日，改進會在《新中華報》刊登“征求各地歌謠啟事”，說明要“組織評判委員會，按成績獎勵”。

延安時期，發(fā)動過幾次規(guī)模較大的寫作活動，對入選作品均給稿費。除了前面談到的《紅軍故事》、《紅軍長征記》之外，還有《蘇區(qū)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國文藝協會發(fā)起，仿照高爾基組織的《世界一日》和茅盾發(fā)動的《中國一日》征稿方式，號召“部隊黨政機關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這一天陜北蘇區(qū)有意義的事記下來”，“入選作品均給酬金，以資鼓勵”?！段逶碌难影病罚哼厖^(qū)文協于1938年4月發(fā)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編委，要求用各種形式的文字，記下“紅五月”某一天的經歷、見聞，“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準備現金薄酬，酬勞寫稿的同志們”。此外，還有《我怎樣來到陜北》、《十年牢獄生活》、《警區(qū)一日》、《秋收特寫》等征文活動，無一不給稿費。

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中宣部編審委員會計劃出版大批中級讀物，包括社會科學、文化藝術、自然科學等方面。為此，它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報》上刊出《征稿啟事》，明確說：“來稿一經采用，稿費從優(yōu)。”這是我們所見到的延安時期唯一一則申明稿費“從優(yōu)”的征稿啟事。

1941年9月，延安業(yè)余雜技團登報征集魔術、武術、雙簧、大鼓、相聲等稿件，說：“來稿經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費。未經采用，但本團認為有保留與研究價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還。”這個啟事的特別之處有二：一是以千字為計酬單位，同時照顧到稿件質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給一些稿費。這是比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協會和音協，1942年4月發(fā)起的“聶耳創(chuàng)作獎”，是當時獎金較高的有獎征文活動。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齊唱與獨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獎作品之歌詞另致稿酬）。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