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就是長方臉；“田”，就是四方臉；“貫”，就是頭大身直體長；“日”，就是長短肥瘦都適中，又站得端直。凡適合以上四個字的，都入選。

“身”，就是體斜不正；“甲”，就是大頭小身體；“氣”，就是單肩高聳；“由”，就是小頭大身體。凡不幸滑入這四個字的，都落選?，F(xiàn)在，讀者們該知道為何這些落選者要被叫作“八仙”了：站在一塊兒，便是一個個李鐵拐扶張果老的模樣了。

“清流”以外而仍舊算得上是正途的，就是各級官立學(xué)校的學(xué)生。在首都太學(xué)里念書的叫太學(xué)生，后來太學(xué)改叫國子監(jiān)了，念書人又叫監(jiān)生。太學(xué)生或監(jiān)生大多是從縣學(xué)、府學(xué)里一級一級考上來的。又有一部分年資較深的縣、府學(xué)生以及分試中的副榜（即備取生），老考不上，也以各種貢生的名義混進這筆賬內(nèi)，其實主要是看年齡了。如《三言》的編者馮夢龍57歲才得貢生，6l歲給個知縣；他還算是復(fù)社名人，其他人能巴結(jié)個佐就不錯了，更有充雜職的。

薦舉和征辟，也算是正途，曹操這個縣尉就是靠薦舉得來的，前述明太祖重視薦舉人才，亦是一例。保舉也可以算在薦舉內(nèi)，如參與河工、邊防、賑災(zāi)、剿匪等事，有了勞績，可以由主官保舉，給個做官資格。前一節(jié)講到“生老病死”中人以辦捐得官，就是一例。征辟就是由君主或高級官員直接征聘人才，有時也叫征召，可以毛遂自薦。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高宗巡幸山東，武進人黃仲則以詩才為皇上所聞，把他召來面試，帶回北京，分在武英殿寫簽條，這也叫征辟；以后積勞績得保舉，派出去當個縣署主簿，是九品銜；后來再自己掏錢捐官，總算又升了一品，當個八品縣丞。一個民間詩人，走過征辟、薦舉、捐納三段道路，也只不過混上個“二尹”，足見州縣衙門里也是藏龍臥虎之地，可以自拉自唱上一段“楊四郎坐宮內(nèi)”的人還真不少啊。

世襲和恩蔭、難蔭等，過去也被視為正途，實際情況是涇渭交流，不干不凈的事情多得很。兩漢魏晉時的世襲是赤裸裸的，門閥世族有代代做官的特權(quán)，好比是艾滋病毒，通過血液可以由父母傳染給子女，還生怕被別人染了去，于是大搞世族之間的政治通婚，保證“艾滋病”的專利。前文講到過北齊時派出大批世家子弟出去當縣太爺，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宋時代的世襲，稍微隱蔽了一點。如唐朝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弟可以入太學(xué)和國子學(xué)，這就為他們得官創(chuàng)造了條件；宋朝的“補蔭”更濫，凡三公、宰相、參政、樞密使、宣徽使等中上層官僚子弟，皆可得官，用不完還可分給親屬乃至門人。當然這種直接“蔭”來的官，品秩是較低的。沈括在其名著《夢溪筆談》里，講過一件事：他的姻親王九齡的祖父曾做過侍中，有一個已出嫁的女兒病危，服了醫(yī)生朱嚴開的藥方后，轉(zhuǎn)危為安。女兒便要父親把今年“恩例”補蔭的名額給朱嚴，作為酬謝。父親為難地說：我已經(jīng)把它許給了另一個醫(yī)生劉公才了。女兒不答應(yīng)，結(jié)果王侍中只好找劉公才商量，勸他再等明年。豈知當年授予朱嚴官職的制文下達后，這位醫(yī)生沒能醫(yī)好自個兒的病，已經(jīng)死了。劉公才聞訊去找王公，說是依照制度，可以重新提名，結(jié)果新頒制文便命劉公才蔭補。孰料老劉大喜之下，多灌了幾杯黃湯，酒精中毒死去了。至于究竟這個官有多大呢？其實只是個小小的助教。

金元時世襲又轉(zhuǎn)為公然。元初時州縣官都是世襲，元世祖時，廉希憲、宋子貞都上疏批評這個辦法，謂“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不堪命”，又言這樣做的后果是州縣官員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無”（趙翼《廿二史剳記》卷30）。到了明朝，又有所節(jié)制，還是用唐代的方式，讓三品以上（京官四品以上）的官員送一個兒子進國子監(jiān)讀書。出乎例外由皇帝特別恩準的，叫“特蔭”；因前人殉職而給予的，叫“難蔭”，“難蔭”是對“烈士”子弟的特別優(yōu)待，可以不拘品級了。嘉慶十八年（1813）北京發(fā)生林清起義，波及豫魯直數(shù)省，滑縣老岸鎮(zhèn)巡檢劉斌死于巷戰(zhàn)，謚曰忠義，追贈知縣，又給“難蔭”。一個從九品的微官能得如此“榮典”，朝廷的用意就是要讓天下小官從此更加賣命。州縣衙門的雜職官里，有不少這類出身的。

吏道和方伎，大概可以算是正途和雜途以外的別徑。吏道就是由胥吏中提升做官，漢唐時期，這種情況比較多；元朝時更為常見，甚至連一些高級官員也由胥吏出身；明清時胥吏升遷顯得很困難了，能夠爬到從九品、未入流已很不容易。方伎是指天文、陰陽、占卜、醫(yī)藥、算學(xué)、工藝等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如果派在州縣任職，起步之階只能是對口專業(yè)，諸如醫(yī)官、陰陽訓(xùn)術(shù)等；但是有官運或會鉆營的，就有慢慢跳槽的機會。清季曾任貴州巡撫的潘，一生仕運都和“方伎”有緣。最初他在縣衙里當醫(yī)官，雖說形容困頓，可參加衙參時也有人替他趕車。有一天趕車人容顏悲傷，老潘問他何故，原來他的妻子患了一種怪病，眼看沒治了。潘讓他領(lǐng)自己去診斷，給了處方，居然醫(yī)好了。后來潘又爬了一級，在盧溝橋當巡檢。忽然有一天順天府接到直隸總督的“五百里排單”，札調(diào)潘巡檢，老潘聞?wù){(diào)后嚇得半死，不知有啥禍事找上門來了。等趕到省里，才知是總督的女兒已許配給了恭親王，眼看婚期已近，忽然得病，那病癥就和以前那位趕車人老婆所患的一樣，偏偏這趕車人這會兒又在總督衙門里當差，就趁機推薦了老潘。潘巡檢診脈處方，藥到病除，總督小姐平平安安地當上了恭王福晉。從此老潘的官運亨通啦，一直升到方面大員，足以讓天下州縣的雜拌兒羨慕死。

最后要說的，就是所謂“濁流”了，靠花錢買官，這叫“納貲”或者“捐納”。這門道早在漢朝時便有了，大名鼎鼎的司馬相如，就是以貲為郎的。東漢靈帝、西晉武帝和南朝宋明帝，都是賣官高手。不過“濁流”泛濫成災(zāi)還是在清朝后期，特別是咸豐以后，國家財政越來越困難了，要辦的事情又有這么多，就以賣官為籌款之道。要辦海防了，有“海防事例”；要治理黃河了，有“鄭工事例”；山西陜西鬧旱災(zāi)了，又有“秦晉實官捐”。文職官員，可以從未入流一直捐到道員。 (責(zé)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