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許算得上是最無辜的一個。

從個人品質來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貪贓受賄而一度下獄，遭到罷職免官和削除封邑的嚴厲懲罰，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訓，越到后來就越是謙恭自持。史稱他“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因而深受時人稱譽，“為當代所重”。

此外，從政治表現(xiàn)來看，李道宗既不像薛萬徹那樣隸屬于房遺愛的小圈子，也不像吳王李恪那樣被視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無反動言論，更無謀反形跡，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韜光養(yǎng)晦、淡泊自守的人物。

但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樣逃不開長孫無忌的陷害，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僅僅是“長孫無忌、禇遂良素與道宗不協(xié)”。

所謂“不協(xié)”，也就是雙方的關系不太和諧。

在當權者長孫無忌的眼中，無論是“當世名將”的金字招牌，還是“為當代所重”的社會名望，都是蒼白無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膽敢和他“不和諧”，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間，長孫無忌的政治哲學基本可以化約為這么一句話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

遭長孫無忌陷害的另一個人駙馬都尉執(zhí)失思力，也是貞觀朝的一員勇將。他是東突厥人，本是頡利可汗的心腹重臣，東突厥覆滅后歸降唐朝，任左驍衛(wèi)大將軍，娶了高祖的女兒九江公主。貞觀年間，執(zhí)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渾、北伐薛延陀的戰(zhàn)爭中也曾立下戰(zhàn)功。這個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長孫無忌，史書沒有記載，但估計也是和李道宗一樣，與長孫無忌不太“和諧”，所以就一并被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審理了三個多月的“房遺愛謀反案”終于塵埃落定。

在長孫無忌的壓力下，高宗李治無奈地頒下了一道詔書：將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斬首；賜李元景、李恪、高陽公主、巴陵公主自盡；將宇文節(jié)、李道宗、執(zhí)失思力流放嶺南；廢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貶房遺直為春州銅陵（今廣東陽春市）縣尉；將薛萬徹的弟弟薛萬備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內市）；罷停房玄齡在宗廟中的配饗（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別廟中的祭祀牌位）。

這個結果不僅令朝野感到極度震驚，而且同樣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小小的性騷擾案居然牽出了一個這么嚴重的政治案件，還把一幫元勛重臣和皇親國戚一舉打入了萬劫不復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這些人全都參與了房遺愛的謀反，可是在長孫無忌威嚴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在長孫無忌早已擬定的詔書上緩緩地蓋下天子玉璽。

詔書頒布之前，李治決定以他微弱的力量進行最后的努力，懇求長孫無忌留下其中兩個人的性命。

他們就是荊王李元景和吳王李恪。

面對以長孫無忌為首的一幫宰執(zhí)重臣，年輕的天子流下了無聲的淚水，他用一種哀傷而無力的聲音說：“荊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時此刻，早已大權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聲下氣的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卻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因為長孫無忌面無表情、一言不發(fā)。他不開口，其他大臣就更是不敢吱聲。

許久，長孫無忌向兵部尚書崔敦禮使了一個眼色，崔敦禮隨即出列，用一種中氣十足的聲音回應了天子的乞求。

兩個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覺自己的天子顏面蕩然無存。

一切都已無可挽回。

長孫無忌要做的事情，整個大唐天下無人可以阻攔。

該砍頭的砍頭，該賜死的賜死，該貶謫的貶謫，該流放的流放

一個都不饒??！

行刑的那一天，薛萬徹面無懼色地站在刑場上，對著那些奉旨監(jiān)斬的昔日同僚大叫：“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效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

臨刑前，薛萬徹從容脫下上衣，光著膀子叫監(jiān)斬官快點動手。據(jù)說，劊子手懾于薛萬徹的氣勢，手腳不停打顫，以至于連砍兩次都砍不斷薛萬徹的脖子，薛萬徹厲聲叱罵：“干嘛不用力？”劊子手鼓足勇氣砍下第三刀，薛萬徹的頭顱才應聲落地。

而吳王李恪在接到賜死的詔書后，則面朝蒼天，發(fā)出一句可怕的詛咒：“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

沒有人會想到，李恪臨死前的這句詛咒竟然會一語成讖。

顯慶四年（公元659年）七月，也就是在房遺愛案爆發(fā)的短短六年后，長孫無忌也同樣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運。當白發(fā)蒼蒼的長孫無忌在偏僻荒涼的流放地黔州（今重慶彭水縣）被逼自縊的時候，不知道他的耳旁會不會響起李恪的這句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