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的信用清麗的語言表達著綿綿的思念，款款的深情。

若是一切在1934年截然而止，該多好。童話里，那些歷盡艱難的王子最后終于娶到了美麗的公主，“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惜，這不是一個童話。

三年后，抗戰(zhàn)爆發(fā)了。

1938年，沈從文離開了北京，去了西南聯(lián)大任教，因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顧，張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離的日子里，他依舊給她寫著信，她也依舊回著，這時期的書信后來匯編成了《飄零書簡》，然而，《飄零書簡》早已不復(fù)當(dāng)年的《湘行書簡》。

在張兆和的信里，柴米油鹽的瑣事成了寫信的主題，沈從文與張兆和結(jié)婚后，兩個人都不善理財，家中沒有多少積蓄，留在北京的張兆和帶著兩個孩子，生活很困難，于是，她開始說沈從文過去不知節(jié)儉，“打腫了臉裝胖子”，“不是紳士而冒充紳士”。

而在沈從文的信里卻充滿著對感情的疑慮與猜疑，他認為，張兆和有多次離開北京去與他相會的機會，但總是“遷延游移”，故意錯過，他懷疑張兆和不愛他，不愿意與他一起生活，設(shè)法避開他。他甚至告訴張兆和：她“永遠是一個自由人”。

面對困窘的生活，面對紛飛的戰(zhàn)火，童話也褪了色，優(yōu)美詩意終究敵不過柴米油鹽，徒留下一片現(xiàn)實的蒼白。

在《飄零書簡》里，“三三”走下了神壇，其實她也根本無意做個“女神”，她不過是個尋常女子，拖著兩個孩子，獨立面對窘迫的生活，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

然而，沈從文卻無法接受這樣的一個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騰起，將她的家常抱怨歸結(jié)為移情別戀，所以他急匆匆地寫信告訴兆和，如果她愛上別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樣的不自信，覺得與其讓她來告訴他，她愛上了別人，不如自己搶先一步說了，還能保全一個風(fēng)度和體面。

他的誤解讓張兆和感到失望，她回道：“來信說那種廢話，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愛聽，以后不許你講。……此后再寫那樣的話我不回你信了。”

也許張兆和這一生都不曾體會過沈從文的自卑。

建國后，沈從文被郭沫若批為“桃紅色文藝”“反動”，世態(tài)炎涼又一次在他們面前呈現(xiàn)，艱難的生活加上眾人的冷眼，張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為什么沈從文不積極向上，不向新中國靠攏。

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從文的心中有著怎樣的地位，她只知道，自己已經(jīng)不再是當(dāng)年中國公學(xué)里的那個女學(xué)生，不再是九如巷張家那個明媚的少女，她已經(jīng)是妻子，兩個孩子的母親，她要面對柴米油鹽，盤點一家人的生計，從小衣食無憂讓她忍不住對現(xiàn)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責(zé)。

可是沈從文做不到轉(zhuǎn)變，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還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責(zé)備加上世俗的批判這雙重壓力下，他幾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張兆和曾寫過一段話——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xiàn)在。過去不知道的，現(xiàn)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xiàn)在明白了。”

“……太晚了！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發(fā)掘他，理解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他已經(jīng)走了，她永遠也沒法重頭來過了。

二姐允和回憶她去看望沈從文——

“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并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說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

這事過了沒多久，沈從文就去世了。

他至死都深愛著張兆和，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傷心又快樂，為她的一個笑容、一句贊賞“歡喜得要飛到半空中”，為她的一次生氣、一個抱怨而陷入無窮的苦惱里，甚至想去輕生。

他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shù)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終于，他還是回到了故鄉(xiāng)，歸葬在了湘西靈秀的山水里。

他墳地的對面是一片懸崖，崖上蓬勃生長著大叢的虎耳草，《邊城》里的翠翠，只有在夢中才能摘到。他愛過的“那個正當(dāng)年的人”，便似那懸崖上的虎耳草，這一生他沒有摘到，于是，他將生生世世守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