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數(shù)日下的世風后，李文說：“面對這一片片陌生、冷漠、麻木、殘忍及戕害他人的靈魂廢墟，善良的人們豈能不深切地呼喚關公，讓關公那正直、仁義、充滿著善與愛的大纛，重新在人們的心靈里獵獵飛舞！”

在我看來，這種對關羽的信仰和崇拜肯定是簡單化的。說它簡單化，是因為，它對被美化和神化的關羽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積極作用是絕對的肯定，沒有指出其必然具有的負面影響。說它簡單化，還在于，它在肯定關羽神話對于挽救當世頹風的必要性時，并沒有從更深層次思考一下：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否還需要借助一個神靈來救贖世人的靈魂？

李文承認，“文革”期間的造神運動是一場失敗，“因為人與所謂的神之間，需要有極大的時間距離和空間距離”。“當偉人從神壇走下后”，李文認為，需要有一個時間和空間距離都足夠大的新神來占據(jù)當代人的心靈，因為“一個沒有偉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沒出息的生物之群”。當然，他這里所指的英雄或神就是關羽：“關羽的陵墓早已松柏拱矣，關圣作為一株凝有‘忠義仁勇’的精神巨柏，卻仍以其芬芳的松香長留在我們這個民族之間，并向世界四面八方的每個角落中彌散它的馨香。”

“一個沒有偉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沒出息的生物之群。”這話聽起來不錯，似乎不證自明。實際上這里“偉大英雄”是“被神化的人”或“英雄神話”的不確切的說法，李文在論述中將這兩種不同概念給偷換了。針對這句話，我寧可說：“一個始終匍匐在神話英雄腳下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沒有出息的生物之群。”

李文還舉了一些事例：如毛澤東在談及“關老爺?shù)拇蟮?rdquo;時高度贊許，對百姓信仰關羽表示寬容；美國總統(tǒng)里根競選時在關帝廟祈禱以求得保佑；泰國法院開庭前全體法官在關羽像前宣誓；加拿大警察署允許華裔警察在辦公室擺放關羽像；香港公共場所供奉關羽像十分普遍；九十年代以來東南沿海一帶關羽廟香火鼎盛、崇拜者眾多……在有意無意之間，李文將它們當成關羽神話在當代存在的必要性之根據(jù)。

在我看來，上述事例只是一些意義各別的社會現(xiàn)象，它們同一的含義只有一個：對關羽的信仰和崇拜是當代社會的一個事實。但已經(jīng)存在的東西不一定是合理的，不一定是必要的，不一定是應該提倡的。

李文不僅是敘述關羽神化的過程和情況，它還作出論斷：這種神話是否必要，對當代社會是否有積極意義。在這樣做的時候，李文缺乏足夠深入的分析，即使從“政論”的角度看，也顯得過于隨意。

在分析關羽神話問題時，我覺得有一點是應該提及的：我們的民族很容易產(chǎn)生對強勢者的神化和崇拜（關羽的強勢是他的勇武），要消除它卻艱難萬分。即以當代而論，李文說“文革”期間的造神運動是一個失敗，因為它缺乏極大的時間和空間距離，這話并不完全準確。有段時間，你隨便坐上一輛出租車，就會看到那在你面前晃來晃去的偉人像。對的哥來說，它主要不是裝飾品，而是守護神，保佑他平安和發(fā)財。偉人剛剛從政治神壇上走下，立即又被捧上民間的神壇，這說明我們的民族是多么善于造神，而且是多么實用。

那些愿意將人崇拜為神的人，自有他們的理由和緣故。作為社會和文化現(xiàn)象的探究者，他應該做的，不是加入到這個造神運動中去，不是將這個神作某些改造后再供人崇拜，而是將它還原為人，還原為一個跟我們一樣毫無二致的人，一個我們可以理解而無須盲從的人，一個我們可以交流而無須仰望的人。在這一基礎上，再進一步揭示造神的由來和意義。這樣一種工作，我覺得，對我們民族精神的凈化和健全，才是十分必要的。自稱“紀實文學”的李文，本該做這種還關羽以本色的工作，可惜它沒有這樣做。

現(xiàn)在不僅李文這樣的文字作品標榜為“紀實”，影視作品中也有“歷史正劇”之說。這成了一種很有意味的文化現(xiàn)象。歷史也好，正劇也好，都意味著以歷史事實為根據(jù)，尊重客觀歷史，而非胡編亂造，從而與“戲說”、“大話”之類的東西區(qū)別開來。實際上，這些作品能夠做到這一點嗎？即以與李文相關聯(lián)的電視連續(xù)劇《三國演義》而論，它被看做標準的歷史正劇，實際上仍然是戲說，因為它依據(jù)的文字作品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本身就是戲說的產(chǎn)物。真正的三國“歷史正劇”，應該依據(jù)《三國志》等正史來重新編寫。所以我愿意再給電視連續(xù)劇《三國演義》一個開玩笑的稱呼：它不是歷史正劇，而是假歷史偏劇——假是指其所謂的歷史是虛假的，偏是指其內(nèi)容大大偏離了真正的史實。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