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李提摩太這樣描述清朝末年的交通狀況：“在天津，道路之狹，不能容許兩輛馬車交錯而過。這經常在馬車夫之間引發(fā)嚴重爭吵，爭執(zhí)誰該把車子退回到街頭。”當一輛車陷入深坑，或碰上一塊大石頭，拉車的騾子無能為力時，其他人得牽來五到十頭騾子幫忙，才能保證車隊繼續(xù)前進。“在六七八月份，當雨季來臨，路上洪水四溢，水與塵土混合，形成無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斷，三個月里，一般來說生意也都停下來了，其間所有的資金都被鎖在柜子里產生不了任何利潤，對整個中國造成劇大的經濟損失。”

　　這樣的交通狀況，在我國其實已經延續(xù)了幾千年，好在人們都已安之若素，以為世界本來就該是這個樣子。因此，人們在炫耀自己燦爛的文化時，很少提及此類“小瑕疵”。但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在當時，出游絕對不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像徐霞客那樣邊走邊唱、懷有閑情逸致的人并不多。不過，有一些人是必須要出游的，此即那些外派的官員。他們接到新的任命以后，需要離開任職地，奔波在履新的征途上。他們一路跋涉，風餐露宿，很是辛苦。陸游被派往四川去做官，專門寫了《入蜀記》來記述自己一路的所見所感，可見，履新于他多么重大。

　　謝泳在一篇文章里提到，１９２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冊《中國年鑒》中顯示，即使到了民國，交通狀況依然沒有多少改觀。該書中有一個“中央任用各官赴任程表”。規(guī)定了官員任命和到任的期限，當時分為“有交通的地方”和“無交通的地方”。以北京為中心，有效通的地方，“到順天要十日，直隸十五日，奉天二十日，吉林二十五日，龍江三十日，山東二十日，山西二十日”；沒有交通的地方，“到熱河三十日，陜西四十日，甘肅七十日，四川六十日，廣西六十日，貴州一百日，云南一百日”，“到廣東是三十日，到新疆，期限為一百六十日”?？梢韵胂舐吠旧系钠D難險阻。

　　除了自然條件的惡劣，一路上的花銷也不是個小數(shù)目。外派官員，很少一個人出行，即使不帶家屬，起碼要帶幾個役人、師爺吧？大隊人馬乘舟坐轎，肩扛人背，埋鍋造飯，打尖住店，哪兒不需要花錢？這樣一路到達目的地，一個還算闊綽的小官就一貧如洗了。當年，京中某高官外派后，因為盤費不夠竟不能成行，最后還是向著名的俠客大刀王五借貸，才得以履新。

　　因此，頻繁調動對于官員們來說是件折磨人的事。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他的《中國鄉(xiāng)村生活》一書中記錄了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某軍機大臣的兒子在山東鄉(xiāng)下為非作歹，被人告到當?shù)刂h那里。知縣把這位惡少找來跟他講道理，并且打了惡少的家奴。惡少回去以后立即寫信告訴了京中的父親。接著，知縣得到調令，被派往四川某地任職。“這個官員的調動幾乎要跨越整個中國，沿途花費巨大，麻煩甚多。他剛到任新職不久，又接到升遷云南的任命。這又是一次耗時費神的艱苦行程。可剛到任不久，又被通知升任關外某地的道臺……”直到此時，這位知縣才明白自己遭受了多么惡毒的報復。他無法忍受行程中所染疾病的折磨，因而吞金自殺，永遠避開了進一步的升遷和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