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天崩地解》 作者：汗青

　　明亡前清軍的最后一次入關(guān)，始于崇禎十五年(1642年)年底，此次入侵為禍尤烈。

　　據(jù)《東華錄》載，此次清軍由多爾袞、岳托率領(lǐng)，分路攻明，自墻子嶺、青山口入長城，明京師閉門自守。于是清軍分四路南下，陷真定、廣平、順德、大名等地，直抵明兗州府。先后殺明魯王以下王、將、吏達數(shù)千人，攻破明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降伏六城，敗明軍三十九陣，掠得黃金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銀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其他物品若干，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牲畜三十二萬一千多頭。

　　崇禎十六年(1643年)四月到六月間，入關(guān)清軍陸續(xù)退凈。

　　就在此次清軍進逼北京之前，首輔大臣周延儒正好在準(zhǔn)備慶祝他的五十歲大壽。由于他是當(dāng)時崇禎帝前最得寵的大臣，所以這個壽誕籌備得極為隆重，甚至連皇后都在讓自己兄弟周云路去幫他籌辦此事，可見其權(quán)勢之熾?！睹骷颈甭浴吩唬?ldquo;大內(nèi)周后以皇親云路通譜原注，批云：周奎之子。，備籌錢；外廷則盡文武、遍海內(nèi)為延儒添壽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進口之說，延儒不信，曰‘邊塞將佐為糧儲劫司農(nóng)，常套也’。”

　　周延儒這次不知道出于什么動機，也許是為了讓自己安穩(wěn)過個生日，也許是為又一次迎合崇禎省錢的心意，總之他故技重施，再次拿出當(dāng)年構(gòu)陷遼東兵將訛餉的手段，指邊將謊報敵情是為了訛詐朝廷錢糧。正是這個手法，使周延儒當(dāng)年自一名侍郎升到了大學(xué)士。所以對他來說，這是件輕車熟路的事。

　　只是這回周延儒這套為皇上省錢的手段，卻沒能發(fā)揮以前那么大作用，因為這次崇禎皇帝被周延儒結(jié)結(jié)實實地嚇了一跳。

　　崇禎十五年十月十日早上五更，入關(guān)清軍攻破薊州，隨即關(guān)閉各處城門戒嚴(yán)，故而便沒了后繼消息。于是十一、十二兩日北京無警。周延儒以為情況被自己料中，還曾因此大為得意。哪知道到了十三日早晨，清軍卻突然發(fā)兵南下，一時間“畿輔左右，獸駭禽飛”，北京守軍趕緊閉門自守，這一關(guān)門，就一直關(guān)到了明年去。

　　崇禎十六年三月，北京終于重開城門。此時北京城里領(lǐng)了各種任命和任務(wù)無法出去的文武官員，竟已達五百余人之多，北京這一個春節(jié)過得心驚肉跳慘淡之極。崇禎朝的第一次元旦失朝就發(fā)生在此時：“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禮應(yīng)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闈，亦無言及。”

　　可以肯定被嚇了一大跳的崇禎，在清軍進逼北京城下時，就已經(jīng)龍顏大怒，《明季北略》說他當(dāng)時恨道：“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無聞，塘報不發(fā)，兩撫一鎮(zhèn)，悉逮而系之獄，誅之！”

　　于是崇禎十六年北京解圍后，永平、順天兩府巡撫馬成名、潘永圖被斬西市。崇禎說的那“一鎮(zhèn)”，據(jù)《明季北略》載是指唐鉞。也許是水平所限，余雖遍尋資料亦未能查出此人本末。如果真有唐鉞這個人，則也似定然不能幸免，而一鎮(zhèn)之官如果死于皇命，又理應(yīng)于史有載，不應(yīng)毫無蹤跡。當(dāng)時倒有個唐通正駐扎在密云一帶，所以有可能唐鉞為唐通之誤。

　　且先不管那一鎮(zhèn)是誰，馬、潘兩人是肯定因此被殺的，也不管最后因此事到底死了幾個人，凡是因此而死的，追根究底都可說死于周延儒之手，而不是崇禎。

　　至于那個唐通，在后來的甲申之變中，他曾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這個且留待后面再說。據(jù)《明史》載，此人于松錦大戰(zhàn)中“既敗歸，仍鎮(zhèn)密云。其年冬，奉詔入衛(wèi)，命守御三河、平谷。大清兵下山東，通尾之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戰(zhàn)。明年復(fù)尾而北，戰(zhàn)螺山，敗績”，同時又說他“口辯無勇略”。

　　從以上事跡來看，這唐通確實膽子很小，花花腸子不少。他率軍尾隨在入關(guān)清軍之后，又是南下又是北上地“奮力抗戰(zhàn)”了幾個月，卻一仗未打。最后的螺山一戰(zhàn)，是與清軍主力出關(guān)后殿后部隊的小接觸，所以既沒因不戰(zhàn)失地而獲罪，也沒因和清軍打仗而壯烈犧牲，官爵性命得以雙雙輕易保全，而且還由大股部隊護衛(wèi)，前呼后擁從北到南地“旅游”了一大圈回來，著實聰明得緊。

　　且說周延儒在清軍圍城后，計無所出，驚慌失措而“為之無色，聊效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場于石虎胡同口，唪詠法華經(jīng)第七卷”。

　　到了次年三月開城門，那出去就職的五百多官員四面八方地撒將出去，陸續(xù)有信回來，說是在哪兒都沒見著清軍蹤影，好像十萬清軍突然人間蒸發(fā)了一樣。因此周延儒怪道：“北兵蹤沓，如京中之雪，春風(fēng)飄蕩，無蹤可覓也？”《明季北略》。

　　一直到了四月初三，發(fā)現(xiàn)清軍的消息才終于來了。

　　原來清軍此前一直都沒有出關(guān)。他們自十月入關(guān)，一直人不解甲馬不卸鞍地一路燒殺搶掠，到現(xiàn)在已將近兩百天，哪怕單只是沿路搶東西，這會兒也應(yīng)該搶到手軟腳軟人馬困乏了，戰(zhàn)馬早已掉了膘，哪還有什么戰(zhàn)斗力可言。此時此刻如果碰上一支敢硬碰的生力軍，清軍非大敗不可。于是清軍大隊人馬自三月初一日進入莒州地界，戒嚴(yán)四周，開始在敵占區(qū)內(nèi)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全軍戰(zhàn)地療養(yǎng)活動。

　　莒州之地，四面環(huán)山，水草茂盛，三月又正是春暖花開陽光明媚之際，清軍在此牧馬于野，人皆休臥，抽空收拾分配一下這一路搶得的金銀財帛和女人，當(dāng)真是一派田園風(fēng)光，可謂其樂融融哉。

　　吃好玩好睡好的清軍足足安心療養(yǎng)了一個月，頓時又復(fù)人強馬壯之勢，于是開始整軍北還。

　　崇禎得知這個消息后，大感面上無光，此前他恨“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無聞，塘報不發(fā)”，可此刻已然找不到如馬成名、潘永圖這樣的倒霉蛋來殺頭解恨了，于是大怒道：“朕欲親征！”

　　這一下大臣們的臉上都掛不住了，只好硬著頭皮出來說要代皇上親征。頭一個發(fā)言的自然便是周延儒。

　　崇禎這個人，剛愎多疑脾氣不好，但絕不笨。他心里清楚得很，這群人沒幾個是真想替自己分憂的，而是生怕自己發(fā)怒砸了他們飯碗要了他們腦袋，不得不如此做，所以他根本就不搭理他們。于是便有了這么一幕：

　　延儒跪曰：“臣愿代皇上。”上不言，仰視，側(cè)搖其首。延儒起，陳演繼之曰：“首輔閣務(wù)殷繁，臣可去。”上仍不言。陳起，蔣德璟下跪曰：“臣實可去。”上又側(cè)搖如前。蔣起，延儒再跪請出，上冷笑曰：“先生既果愿去，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即向東行，慎勿西轉(zhuǎn)。”當(dāng)時不得不謝恩而出?！睹骷颈甭浴?。

　　這群人是硬著頭皮請代帝出征的，本就不情愿去，這“當(dāng)時不得不謝恩而出”一說自是當(dāng)然。但崇禎道在宮中看過奇門云云，卻千萬不可解錯，以為崇禎突然真的喜歡起這些怪力亂神的玩意兒來了?？雌骈T起卦之事，當(dāng)然是沒有的，他之所以這樣說，乃是因為他知道周延儒的家住在城西。而周延儒一貫善體上意，自然也明白崇禎是什么意思。當(dāng)下他出了朝門果然便不敢向西走一步，皇恩浩蕩之下，大約走路時也是面朝東邊的，一路直奔城東而去。最后堂堂大明朝的首輔大臣，竟是在齊化門(今朝陽門)城樓上士兵們的哨鋪上睡了一晚，并且在城樓上起草了出征奏章和隨征人員名單。

　　其實崇禎這一逼，倒也不錯，讓他下去考察了一回普通士兵的生活，走向了基層，如若日后不死，也許有點裨益也未可知。

　　再說清軍北還之時，東起天津，西到涿鹿，橫亙?nèi)倮?，附近城堡，炮聲日夜不絕。而此刻已經(jīng)趕到北京勤王的部隊有四鎮(zhèn)，其中三鎮(zhèn)是遼東系將領(lǐng)：劉澤清、黃得功、周遇吉，還有一鎮(zhèn)就是那位口舌便利的唐通。

　　四月初六日，周延儒率著大隊精兵強將出北京，出征隨行大臣四名：御史蔣拱宸、兵部職方郎中尹民興、兵科方士亮、戶部劉嘉績。到了通州(今北京通州區(qū))，他就停下不走了。

　　皇上命周延儒出京邀擊清軍，他又何以剛出北京就不走了呢？

　　原來這周延儒在通州得了四個大門生。他把那四鎮(zhèn)大將全都收作了自己門生。大明朝的首輔大臣收了四位兵鎮(zhèn)一方的大將為學(xué)生，這自然是件大事情，自然是要受拜師大禮的。于是他帶著四大臣先去四鎮(zhèn)大將那里輪流吃拜師酒席，然后又帶四位門生去四大臣處輪流吃祝賀酒席，等拜師祝賀的客席都吃完了，自然還要還禮。于是他又做東，從四鎮(zhèn)的場地起一直做到四大臣的場地，這一來就至少花去十六天，正好這時候又來了其他四鎮(zhèn)勤王兵馬，于是又繼續(xù)輪流主客相請、還請。喝酒還不免有喝多的時候，因此自然間中還需要休息個幾天。如此一來，一個月時間便輕易過去了。

　　但這次他領(lǐng)兵出京抗擊清軍，乃是替皇上出征，當(dāng)然更是頭等大事，以周延儒的聰明，豈能不知道其中厲害，當(dāng)然絕不會耽誤。

　　所以他早晚兩封疏題，以極品筆墨于上好紙張上，擬畫各軍將士種種如何與清軍浴血奮戰(zhàn)屢屢大捷狀，飛報北京。周延儒二十來歲便是兩試頭名，大明朝堂堂的狀元公，清人乃化外之民，生平了不起只看得一部《三國演義》，故而以他胸中錦繡文章和手中筆墨，要在此處大敗清軍，當(dāng)真是殺雞用牛刀，輕而易舉之極。

　　而日后有人說他“受賄縱敵”，卻實在是大大地冤枉了他，絕無此事。因為這一大堆部隊實不曾出營放過一箭，連演兵也不曾有過，就是清軍在什么地方都未必搞得清楚，更不用說見到一個清軍了，要縱也無從縱起。

　　五月初六日，薊鎮(zhèn)已經(jīng)沒有清軍的消息。

　　初十日，周延儒率軍凱旋。崇禎親自迎接這位代他出征領(lǐng)軍奮戰(zhàn)打退清軍的首輔大臣，握手?jǐn)v扶，慰勞備至。

　　十五日，崇禎賞賜閣臣們羊酒，大約是覺得沒面子，陳演、蔣德璟兩人以“貽我皇憂，方負(fù)愧”《明季北略》。之由辭謝。周延儒聰明得很，一看情況就知道自己遭妒了，所以趕緊也一樣辭謝，而崇禎大約也知道其中緣由，所以都準(zhǔn)了。

　　十八日，崇禎命禮、吏、兵三部準(zhǔn)備閣臣凱旋的慶賀宴席的各項禮儀和事項，這三部兩次送上宴會策劃書，崇禎都不滿意，發(fā)回要求重寫。

　　五月二十三日午刻，崇禎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臺候旨，待眾人興沖沖到齊準(zhǔn)備吃凱旋慶功宴時，崇禎卻沒有出來。

　　不多時有太監(jiān)出來傳口諭道：“周延儒奸貪詐偽，大負(fù)朕躬，著議處回奏。”《明季北略》。

　　一時間風(fēng)云突變，大臣們?nèi)忌盗搜邸?br />
　　其實這時崇禎得到的密報，只是周延儒怕和清軍打仗，撒謊報捷而已，再加上又有以陳演為首的不少大臣“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yōu)禮之意。及廷臣議上，帝復(fù)諭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議。”《明史》。周延儒最后終于沒有被問罪，而只是罷歸家中。

　　但好景不長，他馬上因一名叫吳昌時的官員貪污公款的案子，又被牽了出來。

　　崇禎此人雖然剛愎多疑脾氣不大好，但勤政倒是確實的，聰明也是真的，經(jīng)常會說些一語中的的話來。

　　當(dāng)時在吳昌時的罪狀中有“通內(nèi)”、“朋比”等，也就是說他身為外臣，和內(nèi)閣的周延儒、宮里的太監(jiān)串通一氣，互相勾結(jié)，一起欺瞞崇禎，收受賄賂，賣官鬻爵，甚至在替皇上代回奏章票擬之時，營私舞弊等。

　　“通內(nèi)”、“朋比”這兩條，可是犯了崇禎的大忌。

　　于是七月二十五日，崇禎帶著太子和定王兩個小孩子，在大殿上親自審問吳昌時?？蛇@廝也確實嘴硬，起先非但死抗不認(rèn)，還指桑罵槐說崇禎企圖將他屈打成招，崇禎大怒，下令用刑，為大臣所阻?！读一市∽R》載：

　　閣臣蔣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間，無用刑例。伏乞?qū)⒉龝r付法司究問。”上曰：“此輩奸黨，神通徹天，若離此三尺地，誰敢據(jù)法從公勘問之？”

　　崇禎此話倒可謂一語中的。他清楚得很，要不是自己親自過問，一旦“離此三尺地”，多半周延儒和黨羽就會做手腳，“此輩奸黨，神通徹天”，搞個稀里糊涂，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是正常得很。不過崇禎此舉卻大大不合，若是皇上自己動刑審案，那還要刑部法司們做甚，這卻是要不來的舉動。

　　所以那兩位閣臣也沒有因為碰了皇上的釘子便就此罷休，而是繼續(xù)拿出祖宗法制來壓崇禎罷手：

　　二閣臣奏：“殿陛用刑，實三百年未有之事！”

　　可誰知道崇禎這個時候根本不愿意和他們講道理，這讓他們大吃一驚，再無可對之言——崇禎喝道：“吳昌時這廝，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于是兩位內(nèi)閣大臣“口塞，叩頭而退”，吳昌時遂在皇宮大殿之上被夾斷雙腿，一時昏迷不省人事。

　　同時被審問的還有周延儒的門客董心葵和四位隨他出征的大臣蔣拱宸、尹民興、方士亮、劉嘉績，其中蔣拱宸和吳昌時兩人互相攻擊，蔣拱宸最后詞屈狡辯，被崇禎“喝聲‘打’，司刑者將拱宸當(dāng)頭一下，紗帽為裂”。終于，在崇禎的主理下，諸人不再敢有僥幸之心，最后全盤招認(rèn)。

　　崇禎在聽完招供之后，憤恨之極，大怒之下勃然推倒案幾，轉(zhuǎn)身回宮去了，甚至連怎么發(fā)落這些人都沒來得及交代。

　　這事看著有點像戲劇中的明君斷案，奸佞終于被打倒，著實解氣得很。但是回頭想想，皇上勤政到如此地步，自己親自審問一個小小屬吏，行刑逼供，那還要下面那些刑部法司的官兒們做甚？真是個明君的話，就該管住君政，何以去做那些吏事乃至親自下令刑訊逼供，罔顧法度越俎代庖，如此一來他手下的大臣自然就成了擺設(shè)，也就難怪他們什么事情都辦不了也辦不成了。

　　不過，崇禎說“此輩奸黨，神通徹天，若離此三尺地，誰敢據(jù)法從公勘問之”，這話也確實不錯。在他審問過后，吳昌時等人在皇宮之外，還真沒再吃過什么大的苦頭。果然離了崇禎身前三尺外，就是這群奸黨的神通徹天之地。朝政如此，崇禎就算再勤勞，大明朝也一樣焉能不亡。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圣旨下，賜周延儒自縊，吳昌時棄市，同案被殺的還有兩位總督范志完、趙光抃。

　　此案為大明崇禎亡前最大兩起朝案之一，前一起是殺首輔薛國觀，但這次斬殺的重臣除首輔大臣一名外，尚有總督兩名及其他官員一大批，要論涉案人員的官階和人數(shù)之多，乃是崇禎朝除魏忠賢逆案外最嚴(yán)重的一案。此案以后的閣臣們，則基本上都以不辦實事、政治正確為第一要務(wù)，無論在朝廷上還是和皇帝私下的商議，都堅決秉持只講大道理不拿實際方案，只喊口號不做實事的方針，這個狀態(tài)一直保持到崇禎縊死煤山為止。

　　崇禎因此在死前說“文臣個個可殺”，又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此遂為崇禎流傳后世之名言。

　　崇禎的話，固然過于刻薄自負(fù)，然亦良有以也。
(責(zé)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