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近代化，如何正確對待“西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臺灣學者柏楊比喻得好，大清朝就像一個被晚期癌癥擊敗的老拳師，在觀察強大對手的優(yōu)點時，不歸功于對手的強壯如牛，反而歸功于對手有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認為自己只要也有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發(fā)生同等威力。李鴻章并非沒有接受外來文化，但作為士大夫的主流意識，他一方面固守中華文化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也羨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中西文化的矛盾與不調(diào)，妨礙了他在深層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這也成為他難于擺脫悲劇命運的致命弱點。他培養(yǎng)的西學人才，要么為軍事人才，要么為翻譯人才。比如他在19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學歐美的學生，全是學習軍事和工程技術等，沒有學習西方哲學、政治和文史等學科的。

在事關國計民生的大政方針上，他也未能突破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重農(nóng)抑商的弊政，重軍事工業(yè)，輕基礎工業(yè)，害怕商民壯大，只為清政府謀財，不重視為老百姓謀利。這種推行缺乏近代經(jīng)濟靈魂的錯誤產(chǎn)業(yè)政策的結(jié)果是中國不僅沒有豪商，也沒有勁卒。

整個中國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軌道上爬行。

當天朝上下羞羞答答舉步維艱地撩開西洋的神秘面紗時，日本舉國喊響了全面“脫亞入歐”的口號，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文明開化”的狂潮。

外相井上馨認為，日本只有成為“歐化新帝國”，才能獲得列強好感，繼而修改不平等條約。于是一場狂飆突進的全面“西化”運動開展起來，在政府的帶領下，日本舉國上下刮起了鋪天蓋地的“歐風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說英語、理分頭、跳交誼舞，甚至嫁洋人，這些都被視作是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詩說:“敲敲短發(fā)蓬松的天靈蓋，文明開化的聲音就響起來。”

伊藤博文喜好洋風，是“歐化政策”的積極倡導者。但當他看到彼時用力過猛、矯枉過正后，就及時調(diào)整政策，順應大勢，照顧國情，恢復傳統(tǒng)文化，扭轉(zhuǎn)了淺薄庸俗、極端西化的傾向。日本一時出現(xiàn)了西服與和服并存、酒吧與茶室共處、西洋歌劇和日本浮士繪競相奪目的奇觀。在此基礎上，伊藤博文大力勸獎百工，扶持私營企業(yè)，使日本經(jīng)濟欣欣向榮。耐人尋味的是，盡管強調(diào)富國強兵，但伊藤博文卻沒有推行片面的唯軍事的產(chǎn)業(yè)政策，始終把資產(chǎn)興業(yè)作為富國強兵的基礎。伊藤博文既重視勁卒，更重視豪商，結(jié)果日本豪商遍地，勁卒無敵。

按近代文化標準，伊藤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維特評價李鴻章五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獲贈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學位；而李鴻章呢，也許在喝著洋咖啡，吟詩作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