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幅《坤輿萬國全圖》暗藏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新線索！本港學者李兆良根據(jù)利瑪竇于一六○二年繪制的該幅地圖上的地名與地形，比較當時歐洲地圖，作出驚人的結(jié)論：該圖資料并非利瑪竇或當時的歐洲人原創(chuàng)，而是鄭和時代的中國人繪制，比利瑪竇早一百六十年，中國人更早發(fā)現(xiàn)美洲新大陸。這一新學說挑戰(zhàn)三大傳統(tǒng)概念：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鄭和下西洋只到東非、利瑪竇給中國帶來世界觀。

本港學者李兆良根據(jù)《坤輿萬國全圖》，找到中國人更早發(fā)現(xiàn)美洲新大陸的新證據(jù)（來源：大公報）

本文摘自：中新網(wǎng)文化，作者：潘江鯤，原題：《華裔學者質(zhì)疑坤輿萬國全圖作者 華人繪制非利瑪竇》

一幅《坤輿萬國全圖》暗藏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新線索！本港學者李兆良根據(jù)利瑪竇于一六○二年繪制的該幅地圖上的地名與地形，比較當時歐洲地圖，作出驚人的結(jié)論：該圖資料并非利瑪竇或當時的歐洲人原創(chuàng)，而是鄭和時代的中國人繪制，比利瑪竇早一百六十年，中國人更早發(fā)現(xiàn)美洲新大陸。這一新學說挑戰(zhàn)三大傳統(tǒng)概念：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鄭和下西洋只到東非、利瑪竇給中國帶來世界觀。

今年是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亦是鄭和下西洋六百零四周年紀念。對于許多研究中西交流史的學者而言，利瑪竇當年展示的《坤輿萬國全圖》，清晰勾畫出五大洲四大洋的準確輪廓，不僅證明了歐洲的先進地理知識，更開啟了延綿四百年的“西學東漸”序章。

然而，這幅圖是否西方人原創(chuàng)、是否吸收了早前中國人航海資料，一直在學界存有爭議。香港學者李兆良，現(xiàn)居美國，曾擔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長，并任教于美國耶魯大學化學系，研究地圖史多年，上月出席了在馬來西亞舉行的第一屆國際鄭和會議，近日訪港，接受了本報專訪，闡述這一新說。

地形地名顯示中國痕跡

李兆良表示，《坤輿萬國全圖》的真實性沒有人懷疑，但問題在于，地圖列出的世界地形、名稱、註文、時間記錄等等，存有太多證據(jù)，令人無法不質(zhì)疑，這幅地圖不是參考了中國更早的地圖資料：

第一、沒有教皇領(lǐng)地的歐洲地圖。繪于一六○二年的《坤輿萬國全圖》，列出逾千個地名，但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獨缺教皇領(lǐng)地，也沒有佛羅倫薩這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最重要的城市。這與利瑪竇時代和作為教皇派遣來華傳教、耶穌會會員的身份完全不相稱。這相當于今天的中國人畫的中國地圖沒有北京和上海，美國的地圖沒有華盛頓和紐約，如果說是歐洲人繪制的，從邏輯上無法自圓其說。事實上，在同期或晚期的歐洲地圖，都不可能有這種遺漏。這是利瑪竇無心之失，還是他繪圖時所參考的中國地圖根本就沒有這些地名？

第二、離奇的美洲“空降”地名。如果說這幅地圖的歐洲部分不符合歷史情況，那么美洲部分同樣有許多無法解釋的矛盾和錯誤。例如，加拿大的哈德遜灣直到一六○九年才被哈德遜“發(fā)現(xiàn)”，但利瑪竇卻能在一六○二年便清晰、準確地在地圖上繪出，其名稱叫“哥泥自斯湖”，當中更有一段註文：“此洪湖之水，淡而未審其涯，所至依是下舟，可達沙瓦乃國”。利瑪竇是如何知道這些資料的呢？

在南美洲的巴西，地圖的註文稱：“伯西兒，即中國所謂蘇木也”，原來中國早就稱巴西為蘇木。一如暢銷書作者劉鋼所言，利瑪竇這句話，證明哥倫布第一個發(fā)現(xiàn)南美洲，并非事實，中國人更早就有了記載。

李兆良表示，很簡單的常識，地圖抄本是永遠無法比原本更真確的，在現(xiàn)今已知的歐洲早期地圖，包括教廷所珍藏的，沒有一張有這些地形地名記錄。如果利氏地圖不是來自歐繪地圖，那又是來自哪里呢？“即中國所謂蘇木也”，是否證明了資料是來自中國呢？

第三、大量只有中國才有的地名。按內(nèi)地學者龔纓晏等研究，該圖所列逾千地名，有近三成是西方文獻從未有過的。如許多中國西南地名，是明成祖朱棣設的地方政府，東北的許多地名是朱棣封給蒙古諸部和北征時代地名。又如，“榆木川”是朱棣最后一次北征時逝世的地方，這個地名除了與朱棣有關(guān)以外，沒有別的意義。而朱棣正是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皇帝。在朱棣逝世二百年后，利瑪竇仍然如此重視，到底是他知道這些地名對鄭和的重要意義，還是根本依書直錄呢？再如，地圖上出現(xiàn)的位于阿拉伯半島的“西紅海”、位于美國加州灣的“東紅海”，完全是中國的位觀，屬于中國人起的地名，如果是歐洲人所繪，方向應該完全相反。

第四、“相通七十余載”的謬誤。如果說前者是地圖的間接引證，那么，《坤輿萬國全圖》上歐洲部分的一段文字說明，則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jù)。“此歐邏巴州有三十余國……去中國八萬里，自古不通，今相通七十余載云”。如果此圖是利瑪竇原創(chuàng)，以他來華的一五八三年計算，上推七十年即明代海禁時期，是不可能與歐洲有海上通聯(lián)。

實際上，中西最重要的一次交通，應指教廷于一三三八至一三五三年派遣五十位教士來元朝大都，以此下推七十年，是一四○八至一四二三年，也即朱棣的永樂“下西洋”時代。因此，註文所指“今相通七十余載”，應是中國人在十五世紀初的記載，而利瑪竇引用這句註語，應是參考后的直接引用。

料曾參照中國地圖繪制

以上例子僅是幾項重要的疑點，李兆良表示，地圖是有歷史意義的記錄，從地名的顯隱，可以斷定制圖的年代。大量證據(jù)指向，利瑪竇是“參照”許多前人的地圖，不僅僅是歐洲，更多、更重要的是來自于中國的地圖資料。就連整幅地圖，亦是以中國為中心展開。

事實上，利瑪竇自己也坦稱：“乃取敝邑原圖及通志諸書，重為考訂其舊譯之謬，與其度數(shù)之失，兼增國名數(shù)百。”

李兆良認為，能夠繪成準確的世界地圖，任何偵查要滿足三個條件：動機，能力和時機。在十五世紀，一個佔世界生產(chǎn)力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明代中國，完全有動機，有能力作環(huán)球航行，而能完成這些工作的，只有鄭和及他的航海隊伍。這一張《坤輿萬國全圖》，不僅提供了時機和精確勘探的實據(jù)，而其中隱顯的證據(jù)和錯誤，對證明鄭和時代中國人已經(jīng)環(huán)球航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證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