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到江西蘇區(qū)時正值三十出頭，自然有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據(jù)美國著名專欄作家、《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稱：“李德于1933年10月抵達中國時，滿以為紅軍與其他軍隊一樣，他指望有隨軍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覺。但是蘇區(qū)沒有妓女。”(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李德寓所離共青團機關的宿舍不遠。當時共青團的一位領導人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對這位年青婦女垂涎欲滴，想與她同枕共眠。他主動給她送禮……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識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不‘檢點’很快傳到了領導層面，這是從未遇到過的棘手事兒，但聽任洋顧問如此放肆，影響確實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還包括翻譯伍修權(quán)在內(nèi)，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勢。”最終組織上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月華的年青農(nóng)婦。
肖月華是出身貧苦的廣東姑娘，長得雖不怎么漂亮，但為人厚道，當時在少共中央局秘書長胡耀邦身邊工作。肖月華也是一位老革命，17歲那年由海豐縣婦女協(xié)會執(zhí)委、彭湃夫人蔡素屏介紹入團。在領導“軟硬兼施”的磨泡下，肖月華抱著“為革命犧牲”的精神同意嫁給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華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國際和革命的“代表”，所以湊合著與李德一起過了。也是據(jù)索爾茲伯里所言，著名女作家丁玲對肖月華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過是個鄉(xiāng)巴佬！”其實，丁女士此言差矣！這種有違人權(quán)和婚姻道德，由組織上定奪的婚姻“配給”，在中國，特別是在部隊，一直持續(xù)到上世紀50年代。抱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傳統(tǒng)觀念，肖月華隨李德到了延安，甚至在他的指導下學會了烤面包。當肖月華給李德生了個皮膚黝黑的兒子后，連毛澤東也調(diào)侃李德：“這可無法證實日耳曼民族優(yōu)越的理論了。”后來，毛澤東還一直記得李德、肖月華夫婦這個兒子。王炳南的德國夫人王安娜(安娜利澤，中共長江局國際宣傳組成員)隨夫婿抵達延安，毛澤東初次見面便問王安娜：“你兒子(王黎明)的頭發(fā)是金色還是黑色？眼睛像媽媽一樣嗎？是藍色的，還是黑的呢？”“皮膚是白色的，還是接近中國人的顏色？”毛澤東不顧王安娜臉上的驚愕神色饒有興味地尋根刨底。當王安娜明確表示兒子是“黑頭發(fā)、黑眼睛”，“接近中國人的顏色”以后，毛澤東才撫掌笑曰：“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發(fā)、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一般說來，你們德國人總是以德國的強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敵不過我們中國人！我們的人種好像比你們強呢！”(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xiāng)》，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這種組織上介紹乃至一手包辦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劇。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別戀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麗蓮之后，肖月華最終找到了毛澤東。聽完肖月華的哭訴，毛澤東說：“博古那時把李德奉若神明，言聽計從，要什么給什么，需要女人，就將你提供給他，實在是荒唐，造成這場婚姻悲劇。”不過，毛澤東最初也想做“和事佬”，畢竟這是樁涉外婚姻，尤其還與共產(chǎn)國際、與蘇聯(lián)人有牽連。但肖月華去意已決，經(jīng)調(diào)解無效，邊區(qū)政府民政廳同意離婚。
肖月華解放后任職湖南省交通廳(辦公室主任)，爾后調(diào)回部隊，授大校軍銜。1983年11月3日病逝。
而令李德情有獨鐘的李麗蓮身材頎長，俏麗動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與后來成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一起離滬來延安。由于李麗蓮不僅能演戲，還能歌善舞(為上海“天一”影業(yè)公司演員，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片中配唱)，很快擔任了延安魯藝音樂系助教。離婚后的李德與李麗蓮正式結(jié)婚，李德也轉(zhuǎn)為中共黨員。但好景不長，婚后不久，李德便于1939年8月奉命返蘇，留給李麗蓮的是無限惆悵與清淚漣漣。新中國成立后，李麗蓮大部分時間從事民間外交，曾參加國際民主婦聯(lián)理事會并歷任中國人民保衛(wèi)兒童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全國婦聯(lián)國際聯(lián)絡部副部長等，1965年4月在北京病故。定居民主德國的李德則于1974年去世。
【鄭律成與丁雪松】
另一對“跨國婚姻”是丁雪松和鄭律成。1918年生于重慶巴縣的丁雪松是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20世紀70年代末先后出使荷蘭和丹麥，此前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朝鮮處副處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等職。
丁雪松幼年失怙，父親丁開科英年亡故，家中生活十分清貧，主要靠母親做手工活、擺小攤苦度光陰。丁雪松早年就讀于教會學校重慶文德女中，她才華出眾，唱歌、彈琴、舞蹈無師自通，成績名列前茅，屢獲教師好評。丁雪松于1937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次年年初到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第3期學習。在中國女子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時任學生會副主席、俱樂部主任。她是在“抗大”這座革命大熔爐里與同齡的異國青年鄭律成相識并相愛的。丁雪松說：“1938年初，我到了延安。那是一座充滿了青春活力的歌詠之城，到處回蕩著嘹亮的歌聲。”“那年春天的一個傍晚，我和‘抗大’女生隊的幾個同志到延安北門外散步，初次見到一個體型瘦削，腰桿筆挺，眉宇間顯得英俊而剛強，身穿黃色軍大衣的人。他是我們隊長趙玲的客人鄭律成——來自朝鮮的一個革命青年。后來在我擔任隊長以后，又常?？吹剿钴S的身影。他有時穿著灰色的軍裝，有時穿件褐色的茄克。當他在晚會上出現(xiàn)的時候，他的節(jié)目很獨特，嘴里吹著口琴(用鐵絲把口琴系在頭上)，懷里彈著曼陀鈴，腳下踏著打擊樂器，一身而三任。我想這也許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當時延安這樣簡樸而熱烈的晚會上，不正需要這些來自四面八方、有著各種藝術才能的青年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以活躍大家的文娛生活么？有時他引吭高歌，那宏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種感人的魅力”。
1918年生于韓國全羅南道一個貧寒家庭的鄭律成，原名鄭富恩，是著名作曲家，國際主義戰(zhàn)士。鄭律成的3個哥哥，都參加了朝鮮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1933年春，15歲的鄭律成和一批青年志士從朝鮮木浦登上了“平安九”輪船，來到中國南京，進了朝鮮在華抗日團體所辦的“朝鮮革命干部學校”。1937年9月，鄭律成在李公樸等人的幫助下，和愛國青年—起奔向延安。他作曲的《八路軍進行曲》(即《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88年經(jīng)鄧小平簽署命令，被中央軍委頒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鄭律成的另一代表作品是《延安頌》，正是這首被譽為“用心抒寫世界上所有爭取和平的人們”的作品，成了他和丁雪松喜結(jié)良緣的“媒人”。1937年秋，到延安不久的鄭律成，就想寫一首優(yōu)美、戰(zhàn)斗、激昂的歌曲來歌頌延安。1938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延安城里大會結(jié)束后，鄭律成和“魯藝”的幾位朋友站在北門外山坡上，眼前是唱著歌、呼著口令的青年男女踏著整齊的步伐奔向各自宿地。嘹亮的歌聲和口號聲響徹云天，傳遍山野田間，鄭律成的心和整個延安城一起沸騰，他要求身旁的女詩人莫耶給他寫個歌詞：“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jié)成了堅固的圍屏……” 丁雪松這樣回首往事：“在延安的一個晚會上，我見到了鄭律成，他和女高音唐榮枚同志合唱他剛譜就的《延安頌》……鄭律成當時是抗大的音樂指導，我任抗大女生隊隊長，他常到我們隊來教唱歌。我們就這樣結(jié)識了，以后，我們常在一起漫步、聊天，無話不說。”(丁雪松《〈延安頌〉和〈八路軍進行曲〉》)
丁雪松于1941年12月調(diào)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秘書，差不多同時，她與鄭律成結(jié)婚。此前，鄭律成一度在政治上受到某些人的“懷疑”(懷疑為“特務”)。由于他寫了《延安頌》等有影響的歌曲，才保留了黨籍?？谷諔?zhàn)爭勝利后，經(jīng)中央批準，丁雪松與鄭律成去了朝鮮工作。中朝正式建交后，丁雪松和鄭律成面臨著三種選擇：一是丁雪松加入朝鮮國籍并轉(zhuǎn)為朝鮮勞動黨黨籍，長期留在朝鮮工作；二是兩人分手，從此各奔東西；三是鄭律成隨丁雪松回中國。后經(jīng)周恩來批準，并征得金日成同意，兩人相繼回到中國。1950年9月初，鄭律成不愿在祖國受難的時候離去，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最終他讓丁雪松帶著7歲的女兒先行回國。1950年9月中旬，美軍在仁川登陸，人們紛紛撤離戰(zhàn)火籠罩的平壤，鄭律成扎上干糧袋，裝上火柴和鹽，準備背著77歲的老母親撤離平壤。此時，我國駐朝鮮大使館政務參贊柴成文同志，派吉普車把鄭律成母子送過了鴨綠江，隨后乘火車匆匆趕到北京。鄭律成于 1976年病故，丁雪松現(xiàn)已是91歲高齡。
【李敦白與魏琳】
由李先念、王震介紹，經(jīng)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大書記批準加入中共的著名國際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后娶了兩位中國姑娘。他在延安則是和張家口新華廣播電臺、陜北新華廣播電臺英語播音員魏琳結(jié)婚。魏琳原名蔣琳琳，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肄業(yè)，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熟悉魯迅先生《日記》和《書信集》的朋友都會依稀記得一位名叫蔣抑卮的人物，他便是魏琳的祖父，與魯迅有長達30年的交往情誼。正因為蔣抑卮是魯迅留日的摯友，于是有人穿鑿附會地將魏琳說成是“浙江紹興東浦人”。其實，蔣抑卮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從蔣抑卮到魏琳，蔣家在杭州已繁衍5代，實為杭州郡望。
雖然出身金融巨賈，但由于戰(zhàn)爭，魏琳的生活依然顛沛流離。1942年她從上海著名的教會中學中西女中畢業(yè)考入滬江大學。據(jù)魏琳回憶，這時，她“對共產(chǎn)黨的認識還是模糊的”。1943年那個酷熱的夏天，不滿20歲的魏琳終于邁出了第一步。她這樣寫道：“出于反對日寇占領上海這樣一點非常淺薄的愛國想法，更主要的是為了脫離大家庭，逃避現(xiàn)實、追求新鮮，追求所謂的‘不平凡、不空虛’的生活，我離開了生活了19年的家到國民黨區(qū)去了。”“1943年，我經(jīng)江西到成都。又于1945年3月到了重慶，上國民黨的中央大學。在外文系二年級借讀”。在這里，魏琳讀了《新華日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社會科學基礎教程》等一類報刊書籍，對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國民黨的統(tǒng)治及解放區(qū)的民主生活都有了一些了解，“以后就被吸收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社”。
1946年2月25日，由美國、國民黨、中共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委員會簽訂《關于軍隊整編及統(tǒng)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簡稱《整軍方案》)。中共方面急需大批英語翻譯人員，周恩來指示：要在半個月內(nèi)從重慶、成都的大學中挑選100名左右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英文水平的大學生，作短期培訓后，準備在有美方人員參加的國共整編軍隊時擔任中共方面譯員。“因為是要給美國人當翻譯，坐的是美國人的飛機。登機前，我們都改了名字。我原名蔣琳琳，改了母親的姓，叫魏琳。飛機經(jīng)過北平飛到張家口，聶榮臻同志接見了我們”。魏琳這樣回憶道。
在張家口的晉察冀軍政干部學校外語干部訓練班里，學員享受營級干部的生活待遇。訓練班學員編成幾個小組，自學為主，教員輔導，并請國際友人李敦白、美國記者庫莉訓練聽力，還邀請聶榮臻、羅瑞卿、姚依林、馬輝之、楊春圃等領導同志到班上作報告。
李敦白出生于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1945年夏天，他隨美軍踏上中國大地，來到西南邊陲云南省昆明市。從那一刻起，24歲的青年李敦白便開始書寫自己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歷程。李敦白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唯一的美籍黨員，他曾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眾多中共高層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毛澤東稱他為“國際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紐約時報》親切地叫他“中國女婿”，“四人幫”則詆毀他是“美國特務”。在華35 年間，李敦白曾兩次入獄，在獄中度過了近一半的時光。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因“斯特朗間諜案”在西柏坡入獄，他被指控“接受美帝國主義指示，破壞中國革命”，1955年4月4日獲釋，毛澤東、周恩來向李敦白當面道歉。然而，后來中國人再次犯錯，而且是同樣的錯——
“文革”初期李敦白身為北京外國人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領袖人物，一度在北京“紅得發(fā)紫”，但卻被四人幫詆毀為“美國特務”、“國際間諜”而遭逮捕。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中央廣播事業(yè)局，將李敦白軟禁。1968年2月21日，又以“美國特務”罪名被送至秦城監(jiān)獄關押，于1977年11月19日出獄，前后監(jiān)禁長達9年8個月零1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新聞訪談節(jié)目《60分鐘》主持人邁克?華萊士稱：李敦白“曾利用與鄧小平的親密關系，說服鄧接受了我的60分鐘采訪。這在西方新聞界的來往中，是唯一的一次。”(《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敦白在昆明時于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擔任中文專員，處理民間事務。這使李敦白有機會看到中國社會的黑暗腐敗，聽到底層百姓的痛苦呻吟，并對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傳頌一時的“朱毛”產(chǎn)生了強烈的好奇心。二戰(zhàn)結(jié)束，李敦白卻不想回國，他想方設法讓自己滯留中國。李敦白調(diào)赴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工作。通過地下黨的幫助，李敦白在上海結(jié)識了宋慶齡的秘書、廖承志的姐姐廖夢醒(英文名辛西婭)。未幾，宋慶齡先生介紹李敦白到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簡稱“聯(lián)總”)任職，負責把糧食送往受災地區(qū)，從此脫離美軍。廖夢醒點燃了李敦白的“延安夢”：“別回去了，與我們在一起。留在中國，到延安去。”于是李敦白奉命前往武漢“聯(lián)總”辦事處報到，并從那里往北進入大別山區(qū)。在此期間，李敦白利用職務之便給了中共一份豐厚的“見面禮”：1946年春，李利用美國記者的特殊身份，從美方代表白魯?shù)履抢锱搅藴蚀_情報，將國民黨軍隊準備對中原解放區(qū)首府宣化店發(fā)動進攻的機密告訴了中共。后來，見到周恩來時，李敦白投奔延安的想法還得到了周的支持。按照周恩來的意見，李敦白將和紐約一個救濟組織的代表普萊絲小姐一起奔赴北平，準備從那里搭乘美軍軍用運輸機進入延安。但此計劃卻遭到了美軍的拒絕，連葉劍英出面也無濟于事。葉劍英提議讓李敦白去張家口，那里的新華廣播電臺正在籌建英語廣播，缺少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協(xié)助工作。當?shù)刈罡咧笓]官聶榮臻也要求李敦白留下。
李敦白與魏琳的愛情種子便是在張家口播下的。在貧瘠的黃土地上，愛情種子頑強地發(fā)芽并開花結(jié)果。李敦白與魏琳是名副其實的“師生戀”。李本是有妻室之人，只是1945年離開美國時，他的第一次婚姻便因妻子紅杏出墻而臨近崩潰。李敦白畢竟是洋人，在昆明時也“鬼混過幾次，與一些吉普女郎摟抱親嘴”。盡管適逢燕爾之喜的老朋友李先念將軍在延安已經(jīng)豪情滿懷地向其承諾：“我們打贏這場戰(zhàn)爭后，我就是武漢市的市長，到時候你就可以過來生活，我?guī)湍阏覀€當?shù)刈钇恋呐⒆隼掀拧?rdquo;但是李敦白似乎等不及，他也無法習慣沒有女人的日子。在收獲愛情果實的秋季來臨之前，即便是對魏琳動情之后，李敦白在感情上也一再“出軌”。他首先迷上了剛回延安不久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養(yǎng)女孫維世：“在延安，我迷上了孫維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見到她時是在周恩來的窯洞，當時周恩來正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訪，我對她一見傾心。她有張非常甜美的臉，漂亮的頭發(fā)，大眼睛充滿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機智，紅潤健康，又有點男孩子氣。我怕她拒絕，所以盡力與她建立起脫俗的柏拉圖式的友誼。”與孫維世同歲的李敦白倒還算有點自知之明，不敢造次唐突。李敦白哪里知道，這位后來成了著名表演藝術家金山的夫人的孫維世，連青年林彪都為之心旌搖蕩，足見其風采魅力。孫維世是革命烈士孫炳文長女，著名話劇導演藝術家、戲劇翻譯家，李敦白第二次身陷囹圄時，孫維世亦于1968年10月14日慘死獄中，年僅47歲。
李敦白的感情漂泊，直到魏琳對其最后“鎖定”才宣告結(jié)束。從相愛到波折、到花好月圓，兩人終成眷屬，李敦白在回憶錄里寫得很翔實：
那時，每天晚上我都從電臺送她回家，一路歡聲笑語。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已深深愛上了她，直到她突然割斷我們之間相戀的可能。“我們不能再接近了”，她說，因為她在等未婚夫從布拉格回來。于是我的自尊心阻止我再做進一步的表示。不久我便離開張家口，遠遠離開了她。但就在我動身去延安的那天，我察覺到，其實在她內(nèi)心深處，并不像外表所表現(xiàn)的那般抗拒。她在我床頭放了一副親手織的手套，還附上一張深情的字條：“這副手套是我為你織的”，她用英文寫道，“我會永遠珍惜我們的友誼”……
我還是很難做到不露聲色……魏琳終于遞給我一張小紙條。其實我一直在等著她某種形式的拒絕，因此當我看到她那張挽成結(jié)的紙條上寫著“我們必須談一談”時，心立刻沉了下去。我?guī)缀蹩梢钥隙?，她要告訴我的是：我們之間必須保持距離……
那天吃完午飯，我便按照她的指示，憂傷地坐在房間里等她。她進門后，徑直走到房內(nèi)另一頭的椅子上坐下。我坐在炕上，等她開口。“我們必須談談”，她說，“我再也受不了這樣子下去，對我們的工作也不好”。這正是我最害怕聽到的，“怎么了？”我問。她哭了起來，大顆的淚珠從圓臉上滾下來。她用手捂住淚眼，啜泣著說：“我從來沒想到我會同時愛上兩個人。”
……
當我們手牽手走出那個小房間時，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驚訝……一旦魏琳改變心意，愛情便勢如破竹。
1947年10月，我和魏琳結(jié)婚。
按照規(guī)定，我們向組織提出申請……婚禮很喜慶。一幫朋友自發(fā)布置了我的房間，婚禮就在那里舉行。廖承志發(fā)揮漫畫天分，畫了一幅巨大的畫像：一個戴眼鏡的外國人對魏琳豐滿的身姿垂涎欲滴，上端還題了兩句打油詩：“洋人何必憂天，有情必成眷屬”。
后來，李敦白入獄后的第3年，也就是1952年，苦苦等候的魏琳申請離婚。李敦白杳如黃鶴，魏琳選擇再婚，并與新的夫君攜手至今……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