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

今年是錢鍾書（1910—1998）誕辰一百周年，海內(nèi)外紀念錢鍾書的活動在年前已顯熱潮。文化界的“錢學”，早已引起了廣泛討論。近年圍繞錢鍾書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chuàng)作，爭論更是此起彼伏。

批錢之風盛行

上海文化人陸灝說：“我是錢迷，錢鍾書迷，而非金錢迷。”他在《泰山上的尿跡》一文中列舉了別人批評錢鍾書的聲音：“網(wǎng)上看到一條帖子‘錢鍾書是最大的學術冒牌貨’，大為驚訝。誰有這么大的口氣說出如此狂妄的話？作者張鑌，不知何許人也。想必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小子。張鑌在這篇文章中有以下論點：‘錢鍾書外語水平一般（跟大使級比較而言）；錢鍾書的《管錐編》已被時代淘汰；錢鍾書的《圍城》非常差，除了炫耀其外語和西方文化見識外，其文學價值也就是瓊瑤一類水平；錢鍾書散文對人生社會的看法和見解非常一般。’另外還有一個不知什么人，批評‘錢鍾書的孤傲和狂妄，說穿了，只是一種表面的做作，一種精心計算的名人策略。他深知在中國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中，怎樣做學問才能作出安全、悠閑且名利雙收的活法。他知道什么時候?qū)κ裁慈藨摼芙^，什么時候?qū)κ裁慈瞬荒芫芙^……在這種鮮明的對比中，我看到的是一副既老奸巨滑又奴顏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陸灝認為：“在我看來，錢鍾書先生當之無愧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泰山北斗，但也不是說不能批評。而這兩位近乎謾罵的批評，除了嘩眾取寵外，沒有其他任何價值。或許他們以為批評了錢先生就能抬高自己的身價，殊不知，這正是暴露了他們的淺薄無知。”

針對貶低錢鍾書的聲音，學界時有回應。在《上海書評》上，去年10月發(fā)表了高嵩松的文章《小器易盈，好問則?！罚赋觯?ldquo;自從錢鍾書先生逝世以后，出現(xiàn)了一股輕詆這位一代奇才的風氣。說他老人家這也不行，那也不好，學問不成系統(tǒng)，外文不合語法，史學沒有修養(yǎng)。批評者儼然‘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把錢貶得一錢不值。”今年3月則發(fā)表了王水照的文章《“皮里陽秋”與“詩可以怨”》，文章結(jié)尾說：“記得錢先生1998年逝世時，余英時在《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悼念文章中說：‘我要鄭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國古典文化在20世紀的最高結(jié)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國古典文化和20世紀同時終結(jié)。但是歷史是沒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學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樣不斷地勤苦努力，21世紀也許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余先生在這里‘鄭重’地表達了兩個尊重，一是對錢先生的尊重，高度肯定錢先生在中國民族文化史上的意義和地位；二是對下一代學人的尊重，期望經(jīng)過他們‘不斷地勤苦努力’，出現(xiàn)中國民族文化的‘再生和新生’。目前一股‘隔膜’批錢之風，不僅缺乏對錢先生應有的尊重，也說明我們有些后輩學人缺乏自尊與自重。”

在“批錢”與“護錢”的聲音中，文化界也有另外一些見解。青年學者王曉漁認為：“士林常把錢鍾書和陳寅恪并稱，我不敢茍同，兩者并非同一路數(shù)。無論學問還是風范，我都更被陳寅恪折服。錢鍾書先生認為陳寅恪先生的學問太Trivial（瑣屑），我的感覺恰恰相反，陳寅恪的史學著作，一兩句內(nèi)氣象萬千，錢鍾書的讀書札記雖有螺絲殼里做道場的感覺，但終歸感覺像微雕。錢鍾書世事洞明，可是太聰明了一點，如果在一個正常的年代，倒也無妨。但是在一個不太正常的年代，‘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的陳寅恪，更讓后人難忘。”

不可神化也不可妄言批判

學者李公明認為：“關于錢先生的學問，應該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可妄言批判也不可繼續(xù)神化。舉一個例子，1979年錢鍾書先生隨團訪問美國。在加州大學張洪年教授向錢氏請教：《金瓶梅》中王婆回答西門慶問話時說，‘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蕩溫和大辣酥’，何解？錢氏答曰：‘這是一句玩笑話，也就是西洋修辭學上所謂的Oxymoron（安排兩種詞意截然相反的詞語，放在一起，借以造成突兀但是相輔相成的怔忡效果），像新古董novel antiques便是。’這真是聰明絕頂?shù)奈乃嚴碚摷已浴５?，黃霖先生主編的《金瓶梅大辭典》（巴蜀書社版）卻指出，這些食品形象‘是隱指性器與性交’，僅此而已。比較起來，我欣賞錢氏的才智，但更相信《金瓶梅》專家們的考證。通才之難，于此亦可見矣。”

關于“錢學”之說，李公明認為：“錢鍾書先生有一句話被‘錢學家’們經(jīng)常引用：‘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yǎng)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什么是‘俗學’？‘錢學’的首倡者鄭朝宗先生認為就是庸俗化了的‘顯學’。我認為，‘顯學’之變‘俗’，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學術爭鳴、學術批評的總體氛圍。‘錢學’命運如何，我不敢過于樂觀。”

對“錢學”而引發(fā)的現(xiàn)象，學者許紀霖指出：“錢先生以知識淵博著稱，前無古人，后無追者。但他不屑于建構(gòu)理論體系和深入分析。輿論和有些‘錢學’研究者一旦陷入無節(jié)制的贊美，便會激起反彈。”

臺灣學者陳弱水認為：“對待歷史人物─錢鍾書先生應該算是歷史人物了，當以了解為要，也就是古人所說的‘知人論世’，評價是其次的。了解多了，恰當?shù)脑u估自然產(chǎn)生。錢先生不是思想家，就不必以思想家的標準來評估，就如同我們無須用科學家的標準來衡量魯迅一樣。這里所說的評價，意思也是很寬松的。在廣袤無涯的人類生活中，除了極少數(shù)例外，所有人的影響或貢獻都是很有限的，排行榜的意義不大。即使那極少數(shù)例外之人的作用，也大都很可檢討。英雄主義式的歷史觀容易簡化歷史，又未必能抓到要點。我個人覺得，討論錢先生，待之以學者、作家、文學評論者即可，不必多及其他。”

重視文本細節(jié)包含的具體思想

錢鍾書的“私淑弟子”張隆溪則在《書城》今年3月號上發(fā)表《中西交匯與錢鍾書的治學方法—紀念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一文，深入分析錢鍾書的治學方法。張隆溪認為：“打通中西文化傳統(tǒng)，在極為廣闊的學術視野里來探討人文學科的各方面問題，可以說是錢鍾書治學方法最重要的特點，也是他對中國現(xiàn)代學術最重要的貢獻。”

張隆溪在文章中同時對近年來批評錢鍾書的言論作了正面的回應。針對李澤厚與劉再復的觀點，張隆溪指出：“其實系統(tǒng)論述與片斷思想并非絕然對立，錢先生重視文本細節(jié)中包含的具體思想，是反對空疏，而空疏正是學界常見的弊病?？墒墙鼇韰s有不少人刻意把系統(tǒng)與片斷思想絕對地對立起來，并以此批評錢鍾書的學術著作零碎不成系統(tǒng)。例如李澤厚先生不久前就發(fā)表議論說，陳寅恪、錢鍾書這樣的人雖然有學問，但不是思想家，在中國近代歷史和文化史上沒有什么影響。他通過與劉再復對話的形式，斷然宣稱：‘談論中國近現(xiàn)代史，特別是近現(xiàn)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繞過康、梁，后不可能繞過陳（獨秀）、胡（適）、魯（迅）。他們是重要的文化歷史存在。可以不講陳寅恪、錢鍾書，但不可不講魯迅、胡適。”“劉再復在對話中好像為讀者點明了其中奧妙。他對李澤厚先生說：‘錢先生的著作是個大礦藏，他用全部生命建構(gòu)礦山，把開掘的使命留給后人。在可開掘思想的關鍵之處深錐下去，這倒是您這個思想家的特長。’”“劉再復是李澤厚先生的摯友，他們兩位對話論及錢鍾書，明明白白是要說明李澤厚先生作為有系統(tǒng)理論的思想家，超越了思想零碎不成系統(tǒng)的錢鍾書。”

張隆溪認為：“批評錢鍾書，如果真能指出他的不足甚至錯誤之處，有益于學術，那當然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國學界出現(xiàn)一個比錢鍾書更有學問的奇才，那將更是中國學術之大幸。然而讓人失望的是，不少人批評錢鍾書，都好像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甚至截頭去尾，歪曲原意，誤解曲解錢先生的文字。”張隆溪特別回應了龔鵬程幾篇批評錢鍾書的文章，“在做好這樣的鋪墊之后，龔先生才隆重地請自己出場，聲稱‘集部的學問，我不如錢先生精熟；但粗了文、史、哲學、宗教、藝術、經(jīng)、史、子、集，能綜攝上古以迄現(xiàn)當代之文哲政經(jīng)思潮，錢先生就不如我了。這不是度短挈長，以與錢先生爭高下。而是說做學問，唯佛能知佛，未到菩薩境位，有時確實是夏蟲不可以語冰的’，龔先生大概沒有讀過培根那篇論友誼的文章，否則他該會找一個可以當替身的朋友來對話，讓別人講出口來，免得自己臉紅。”

在《中西交匯與錢鍾書的治學方法》發(fā)表之前，本報記者在香港城市大學專訪了張隆溪先生。

張隆溪先生回憶了與錢鍾書先生的交往。當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張隆溪為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佛克馬擔任翻譯，同去拜訪錢鍾書。見面時，錢先生講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當然不需要翻譯，所以張隆溪就在旁邊呆坐著，也沒有說話。佛克馬寫過一本《20世紀文學批評理論》，錢鍾書問：“你為什么沒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學理論家弗萊？”佛克馬說：“弗萊的批評理論有太多心理學的成分。”張隆溪當時剛好看過弗萊一本很重要的書《批評的解剖》，表示不大同意佛克馬的看法。在錢鍾書的詢問之下，張隆溪發(fā)表了一通自己的見解。錢鍾書頗為贊賞張隆溪的意見。過了一會兒，錢鍾書把張隆溪拉到另外一個房間，因為他要把《舊文四篇》送給佛克馬一本，還要送給張隆溪一本，并了解張隆溪的情況。言談投機，錢鍾書很痛快地對楊絳說：“季康，把我們家的電話號碼寫給隆溪。”此后，張隆溪和錢鍾書有了長久而深入的交往，至今還保存著錢鍾書寫給他的五十多封信。1983年張隆溪離開北京去哈佛，錢鍾書送給他一部《全唐詩外編》并在題詞中寫道：“相識雖遲，起予非一。”這是用《論語．八佾》篇孔子與子夏對話的典故，比喻他們之間的師生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