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戶籍”管理：戶貼為什么產生在唐代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吳樹國

    近年來，隨著明清戶帖文書被陸續(xù)發(fā)現，中國古代的戶帖越來越引起學術界和社會的關注。不過，明清階段已是中國古代戶帖制度流變的晚期了，若溯其淵源，李唐王朝才是戶帖最早孕育產生的時代。而且，唐代戶帖是發(fā)給百姓用于征稅派役的文書，這與明清戶帖僅是登記每戶人口的籍冊明顯不同。那么，戶帖為什么產生在唐代？最初實施的目的是什么？戶帖在唐代社會經濟生活中有哪些功能？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目前，有關唐代戶帖最早的記載見于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當時的劍南西川宣撫使崔戎將一些按畝征收的雜稅并入國家兩稅，然后“頒給戶帖”。稍后的開成元年（836年），唐中央政府計劃以后把每年的兩稅錢折成粟麥征收，命令京兆府，“夏季以前先造戶帖”。上述戶帖屬于征稅文書。杜牧在唐文宗年間曾經路過襄邑縣，看見縣令李式征牽船夫，“先行文帖，克期令至”，由于文帖直接派發(fā)給差役戶，因而也具有戶帖特征。可見，戶帖不僅用于征稅，還用來派役。
    作為征稅派役文書，戶帖實際來自于唐代的公文帖。唐前期在正式公文中實際并沒有帖，如《唐六典·尚書都省》中記載六種下行公文，即制、敕、冊、令、教、符，其中尚書省下于州、州下于縣、縣下于鄉(xiāng)都稱為符，但武周時期折沖府有軍帖，說明帖作為一種公文形式存在于唐代實際政治生活中。至中唐以降，公文帖漸多，像中書門下省的堂帖、州縣和縣鄉(xiāng)之間的“州帖”和“縣帖”。從公文程式上看，帖與符的職能有相通之處，都是下于州縣鄉(xiāng)的基層公文。如吐魯番出土文書中高昌縣下太平等鄉(xiāng)的文書稱符，而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則有“縣帖青寧鄉(xiāng)”的文書。北宋任廣的《書敘指南》中提到宋人習慣稱“民戶帖曰戶符”，南宋《慶元條法事類》談及帖時也稱：“州下屬縣不行符者，皆用此式。”從宋人對帖的認識中也能夠發(fā)現帖與符的關聯。帖之所以能部分替代符，是因為帖的形式比較靈活、簡便，不需要像符那樣有繁瑣的撰擬格式和簽署規(guī)定，公文傳遞時間可能也沒有嚴格限制，這也應是帖后來能夠直接下發(fā)至百姓階層的原因。唐代官府公文一般是在尚書省、州縣或基層領域吏員之間傳達，并不下達到百姓。帖的形式雖然靈活，但按程式也是如此。如白居易的《錢塘湖石記》云“符下縣，縣帖鄉(xiāng)，鄉(xiāng)差所由”，說明公文僅到鄉(xiāng)一級。唐代的公文帖最終能沖破程式，直接下達到百姓層面，并形成戶帖，這與中唐以后的政治、經濟變革有關。
    唐前期制稅權完全在中央，按丁征稅派役，而租庸調、地稅、資課等賦役全國有統(tǒng)一的標準，故百姓都熟知自己的基本賦役負擔。這種情況下，國家每年下達的賦役符或帖即使內容有所調整，也相對簡單。這些信息要傳達給百姓，唐前期的作法是采取榜示，像《新唐書·食貨志》所言“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眾知之”；同時也通過里正負責通知百姓，因為他們負有“催督賦役”之責。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唐前期還沒有直接把賦役公文下發(fā)給百姓的例子。
    但中唐以后，僅靠榜示和里正傳達賦役內容就難以達到國家和百姓之間的信息通暢。這是因為安史之亂后國家的制稅和派役權向基層下移，稅制和役法趨向繁雜。在稅制方面，租庸調被兩稅法取代，征稅對象由人丁變?yōu)橘Y產性的地和戶，地有類別、肥瘠之分，戶有主客、等級之差；同時全國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具體稅率由基層制定。另外，中央把兩稅收入三分為上供、送使、留州，實行定額統(tǒng)治。在人口和土地流轉頻繁的情況下，基層州縣為完成稅額不得不對百姓實行攤征，這導致稅率經常變化。因此，基層百姓很難搞清楚確切的征收標準。在役法方面，唐前期的力役、雜徭和色役都有國家統(tǒng)一的服役期限，且不役納資，超限補償。兩稅法后，名義上原來的派役都納入兩稅，再用役嚴格“以兩稅錢自備”，但地方實際還是無償派役，并且有役即差。原來的時限標準已經消失，百姓服役的負擔更趨加重。以上賦役變化的結果是基層征稅派役的無序化，雖然國家有關賦役方面的榜示還存在，但多為賦役蠲免、虛實估比例等宏觀內容，不涉及具體稅率和役期。所以，百姓要了解具體的賦役信息只能靠基層的胥吏。唐前期由于賦役標準固定統(tǒng)一，胥吏權力不大，也只能在脫口、冒籍或災情通報上做點手腳。但中唐以后，征稅派役的無制化使這一階層有更多的機會上下其手，中飽私囊。唐文宗時的襄邑縣令李式談到了征牽船夫中的黠吏用情。若分付里正派役，雖然一鄉(xiāng)只要兩夫，實際則是“赤帖懷中藏卻，巡門掠斂一徧”，結果“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因此，基層百姓迫切需要保持自己賦役負擔的穩(wěn)定，獲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而中央政府對州縣無序征收也試圖尋求解決的辦法，即使基層州縣，對胥吏征稅派役的舞弊行為也試圖加以限制。在這種情況下，由基層百姓持有，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戶帖便應運而生了。
    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唐代戶帖的派發(fā)主體有中央、道、州、縣各個級別，說明戶帖已經走向制度化，同時，戶帖已經沖破公文的固有程式，作為具體征稅派役文書直接下達給百姓。唐文宗開成元年（838年），京兆府因折糴所造戶帖是唐中央政府計劃實施的。之前的太和四年（830年），崔戎在四川將雜稅并入國家兩稅所頒戶帖發(fā)生在道一級。劉禹錫在這一年寫的《鄭州刺史東廳壁記》中談到刺史楊歸厚罷去七縣稅吏數百人，“用戶符而輸入益辦”。由于符有嚴格收簽程序，故此處戶符實為戶帖。上述戶帖都是直接下到具體戶的層面。另唐昭宗乾寧二年（895年），杭州衣錦北鄉(xiāng)的程仁紹“蒙太祖武肅王給帖，巡看大邱陵，并及四面山林”，戶帖也是直接發(fā)給專職陵戶程仁紹家的。盡管戶帖是以公文形式下達給百姓，但公文有收執(zhí)、簽發(fā)，然后主者施行。而百姓獲得戶帖后主要是照帖納稅服役，與吏員處理公文性質有別，更不會有收執(zhí)和簽發(fā)程序，所以，戶帖的公文性質在實際社會生活中逐步弱化，漸漸演變?yōu)橐环N賦役通知。臨時差役的戶帖因每次役的內容和期限有別，可能是一次性的。但與土地相關征稅戶帖和役中的色役戶帖較為穩(wěn)定，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在發(fā)揮法律效力，從而走向固化。像程仁紹的戶帖頒于錢镠主政時期，錢镠932年去世，這種色役戶帖至少在37年以后仍然具有法律約束力。
    唐代戶帖在唐宋社會轉型期間賦役征收無序化的背景下出現，是賦役征管方式的新嘗試，對穩(wěn)定賦役征收秩序和保護百姓利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唐宋之際田稅征收對象由易于統(tǒng)計的丁和戶轉向自然差別較大的土地，定額管理和差別稅率代替了原來的統(tǒng)一稅率，無疑增加了稅收管理的難度。國家主體役種由力役轉向差役，征役期限由定期役向有役即差轉化，這使基層胥吏違法差科更為容易。戶帖的出現恰恰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它以一種法制化的形式穩(wěn)定了個體百姓的負擔，使他們能夠依據戶帖維護自己的利益，拒絕額外的賦役征派；同時也使國家對百姓征稅派役有據可依，部分化解了國家在征稅派役方面對鄉(xiāng)里人員的依賴。
    唐后期戶籍制度名存實亡，戶帖的出現重新將土地、戶口及賦役連接起來，從而保證了國家財政的收入，也有利于唐王朝政治的穩(wěn)定。唐前期屬于人頭稅時期，國家征稅派役依靠戶籍。戶籍通過百姓的手實和鄉(xiāng)里人員的計賬制成，不僅登載人口、土地，還有賦稅額，而成丁人口也是國家派役的對象。但安史之亂以后，由于人口大規(guī)模遷移和土地買賣的頻繁，原有戶籍制度解體。新的賦役征派中，征役指向現存戶口，征稅對象轉向實際佃種的土地，這就要求對戶口重新認定分等，對土地進行檢責統(tǒng)計，但到基層實際都流于形式，如元和六年（811年）呂溫在衡州發(fā)現當地二十多年都不定戶等。這樣的結果導致“差役不時”和“虛額征稅”，賦役與土地、戶籍處于脫節(jié)狀態(tài)。如何達到“地既屬人，稅合隨去”，這是唐后期各級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戶帖恰恰解決了這一點，它的核心內容是地稅合一，以地稅凝戶，地稅隨戶而動，從而把土地、賦稅和戶口牢固結合為一體，最終實現國家的財政收入。
    作為國家公文性質的文書，唐代戶帖也具有絕對的法律權威，這使它在社會實際生活中不僅被用來作為法律武器抵制非法的賦斂，同時也經常被異化為土地的產權證明。唐前期土地名義上為國有授田，占田有戶籍作證明，土地若交易需要申牒，以便勘驗土地買賣是否合法，然后發(fā)給公驗。土地產權的證明主要是戶籍和公驗。中唐以后，土地買賣的限制取消，土地交易頻繁?？繎艏鞔_土地產權已難以行通，盡管公驗作為土地證明的形式還存在，但官府關心的不僅僅是土地交易的認定，而是其后面的稅賦問題。在地契還沒有被批鑿稅收的情況下，戶帖成為土地依法納稅的標志，遂成為土地交易合法性和具備占有權的強有力標志。
    綜上所述，唐代戶帖的出現是唐宋社會變革在經濟領域的反映，它適應了土地與人口等經濟要素自發(fā)流動的經濟秩序，為唐政府與基層農民之間的賦役征收開辟了信息渠道和制度路徑，從而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穩(wěn)定了社會秩序。唐代戶帖的經濟功能使其在宋代得以充分發(fā)展，而其溝通國家與基層民眾的社會功能更使其流布明清，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后期極具價值的歷史研究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