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種恥感文化，《中庸》曰：“知恥近乎勇”、《孟子·公孫丑上》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禮記·哀公問》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等。由此可知，知恥，往往是善念的發(fā)源，是事物向著美好一面轉化的開端。

　　知恥，是一個內(nèi)化的活動，不需要外在表現(xiàn)的張揚外露，更多是良知的進退取舍。從這個角度說，知恥是個人化的活動，是不假外力、置身人后時的自我砥礪。

　　中國文化中還有一個“慎獨”的理念，就是獨處時，君子該如何表現(xiàn)。慎獨大約是孔子講學時特別提到的概念，歷來為人所傳誦的是《中庸》中的那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中庸》論及慎獨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根據(jù)朱熹的解釋，日常事有著一以貫之的正道存在，因此即使自己處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世間的正義也是彌漫于此的，君子更要常懷知恥之心，尤加謹慎于自己的言行，不能因他人的不知而放縱自己的私欲。這其實就是自我道德和行為的約束，故而是修身的功夫，屬于孔子以來所倡導的士人自我修養(yǎng)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剝除其時代的因素，就其核心主旨來看，個人的慎獨時至今日，仍有很高的踐行價值。

　　具體來說，敬畏之心、獨知與細微之事是我們今天仍然推重慎獨的三個相互關聯(lián)的層面。所謂敬畏之心，是對公平與正義，或者說天道的敬畏，現(xiàn)實層面還有法律。在他人看不到、聽不到的地方，法律的約束力并不會削弱，因此我們更應該對人對事常懷敬畏之心。自己獨知之地，可以是他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若從公共的意義上來解釋它，常常處于這種位置的人多是在位之人。在位之人相對于他者，自然有對權力、資源及其他事項的優(yōu)先乃至獨占之利。那么，對于在位之人，特別是今日的領導干部而言，面對自己權責之內(nèi)的己所獨知之事時，是否懷有對理、法的敬畏之心，是否遏制了私欲而秉以公心，便是事關一方或多方的大事了。細微之事，存于日用起居之間，雖然不足道，但日日與之相伴，更應有所警醒，因為離道觸法的敗落往往萌芽于其中。

　　《大學》中有傳統(tǒng)知識分子最佳的人生路徑，即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的誠心、正意，就是明乎所恥，就是“三省吾身”，反思有何不妥之處。儒家倡導自修的目的，是在此基礎上，鼓勵士人去向外的治國、平天下，即所謂的內(nèi)圣外王之道。這是儒家一個很值得今天珍視的遺產(chǎn)，就是倡導士人從自我的修養(yǎng)和自律開始，進而致力于天下公事。個人的道德水準對于其所從事的公事來說，的確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即便法律、制度再健全，強調個人修養(yǎng)在任何時代都有意義。

　　《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guī)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這是戰(zhàn)國時代的論述，如果我們把“人主”替換成上級領導，這句話的意義便當代化了。這會是慎獨的重要補充之義：即除了在自我修養(yǎng)的層面保持戒懼之心、知恥之心外，對于公事也當保持戒懼，一切以公益福祉為要，敢于直諫，不應時時揣測上級之意。因此，所謂慎獨之道，不僅是自我向內(nèi)的道德自律，也是向外的正義追求，即不僅要使自己成為一個道德完善的人，也要成為一個直士，一個有道義、敢擔當?shù)娜耍且粋€只求自我保全的世故之徒。

　　 （作者徐建委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