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廉、方顯廷為首的南開經濟學人在其創(chuàng)辦的《大公報·經濟周刊》上發(fā)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推動和深化了近代中國經濟學研究的進程。編制與發(fā)布的《南開指數》引起了國內外的極大關注。

　　以史為鑒，忘史亡國。這一段特殊的中國經濟學史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勢不可當，我們有這個理論自信，重鑄以本土化的學術話語為標志的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同時也不排斥從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和實用價值成分中找出適合于中國國情的，可以移植、借鑒和吸收的合理因素。

　　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了急劇的轉型階段，反映這一時期經濟狀況和抗戰(zhàn)救國方略的中國經濟學也應運而生，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并呈現出四大特征。

　　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

　　毛澤東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中國化”的命題：“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抗戰(zhàn)時期力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達、王亞南、許滌新、薛暮橋、錢俊瑞、何廉和方顯廷等人。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一共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譯著200余種，其中一大半是在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前后出版的，這為加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創(chuàng)造了必備的條件。例如，陳望道的第一個全譯本《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出版，李達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全譯本1930年1月問世，陳啟修的《資本論》第一個節(jié)譯本即《資本論》第一分冊于1930年出版。1938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成立馬列學院及其馬列著作編譯部，翌年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發(fā)行部（后改為中央出版局），以解放社名義出版馬列著作。

　　李達是倡導和踐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第一人。他于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問世的《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和《貨幣學概論》等著述，力求“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tǒng)一的理論”，認為“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tài)，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體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蹤與去跡。”毛澤東曾向延安理論界推薦此書：“李達還寄給我一本《經濟學大綱》，我已經讀了三遍半，也準備讀它十遍。”

　　王亞南為推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功不可沒。他與郭大力一起最早譯介了《資本論》三卷本（1938年），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經濟，全力把“中國經濟學”這個命題作為研究的重心。他一生有著、譯四十余部，論文三百余篇，其中，《中國經濟原論》（1946年）就是他研究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特殊經濟形態(tài)的中國經濟學。

　　許滌新為建立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道路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做了可貴的探索。他在革命實踐中認識到，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或民族所形成的政治經濟學，必然具有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特點。20世紀40年代末，他在香港撰著出版的三卷本《廣義政治經濟學》，就是一本中國化的政治經濟學，不僅具有理論、學術上的意義，而且具有活生生的現實意義，是一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經濟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讀本。

　　薛暮橋和錢俊瑞致力于中國農村經濟調查，他們主持《中國農村》刊物的出版和中國經濟情報社的工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獨辟蹊徑。錢俊瑞在《怎樣研究中國經濟》（1936年）一書中指出，研究中國經濟應遵循唯物主義認識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結論。他陸續(xù)出版有《中國農村經濟現階段性質的研究》《現階段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任務》《國民經濟建設方案》和《中國國防經濟建設》；薛暮橋則發(fā)表了《江南農村經濟衰落的一個縮影》《中國農村經濟常識》等文章，均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近代中國農村經濟的代表作，對研究中國經濟、抗日救亡和指導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何廉和方顯廷倡導“知中國、服務中國”，擅長從學理的角度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工業(yè)化問題，提出了具有本土特性的工業(yè)化理論。置身于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動蕩嚴峻的抗戰(zhàn)環(huán)境中，他們系統(tǒng)深入地開展了對中國工業(yè)的調查，編制與發(fā)布了著名的“南開指數”以及中國工業(yè)化系列調查報告，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們主持編制的《（戰(zhàn)后）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和《第一期國家經濟建設總方案物資建設五年計劃草案（提要）》（1945年竣稿），集中展現了關于中國工業(yè)化的構想。此外，他們還致力于經濟學教學的“中國化”，提出了“土貨化”的發(fā)展方針，強調結合中國實際研究中國國情，在南開大學招收和培養(yǎng)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經濟學研究生。

　　二、戰(zhàn)時統(tǒng)制經濟的理論和實踐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前夕，國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統(tǒng)制經濟的政策和措施，以集中有限的資源加快經濟發(fā)展和經濟備戰(zhàn)。1937年下半年，國民政府迅速將平時的經濟體制向戰(zhàn)時的經濟體制轉軌，對金融、貿易、物價、物資、工業(yè)等實行全面的經濟統(tǒng)制。其中包括發(fā)布《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設立了中、工、交、農四行辦事總處（簡稱“四聯(lián)總處”）；成立隸屬于軍事委員會的貿易調整委員會和資源委員會，實行民制、官收、官運、官專賣政策與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集中全國財力保障抗日戰(zhàn)爭的需要，改中央、省、縣三級財政為國家財政與自治財政兩大系統(tǒng)，將原屬于地方財政的田賦、營業(yè)稅、契稅等主要稅源收歸中央，形成中央稅權高度集中的戰(zhàn)時財稅體系。

　　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聚焦于統(tǒng)制經濟這一救國富國方策，多次展開了關于“統(tǒng)制經濟與現代化問題”的大討論，例如中國經濟學社第十一屆年會的主題就是“中國施行統(tǒng)制經濟政策之商榷”。當時的國內各主要刊物如《經濟學季刊》《銀行周報》《東方雜志》，甚至以標榜自由主義為宗旨的《獨立評論》等雜志，都參加了這場討論。統(tǒng)制經濟成為熱門詞匯，以致一般經濟學教授不在講壇上縱談統(tǒng)制經濟就不足以顯其本色。馬寅初、劉大鈞、何廉、李權時、羅敦偉、張素民、陳長蘅等人拒斥自由經濟，主張統(tǒng)制經濟或計劃經濟，倡導孫中山“節(jié)制私人資本，發(fā)達國家資本”的思想，強調中國再要走歐美列強資本主義自由發(fā)展的老路已不合時宜。自由主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胡適、顧翊群、唐慶增、梁子范等處于守勢，并力圖把這一場爭論引向市場與政府關系的純學術之爭。這場關于統(tǒng)制經濟思潮與自由主義思潮的爭論，是學術界在中國發(fā)生嚴重的經濟與民族危機下重建經濟的一種積極思考，為國民政府實行全面經濟統(tǒng)制即戰(zhàn)時經濟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三、對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兩種評價

　　1936年問世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掀起了“凱恩斯革命”，并且風靡中國。中國經濟學社主辦的《經濟學季刊》對凱恩斯的《通論》最早做了介紹；姚慶三的《現代貨幣思潮及世界幣制趨勢》（1938年）一書，認為“凱恩斯此書不愧為一空前之貢獻……可知凱氏之新說已浸浸乎成為今后新經濟學之柱石矣。”劉滌源的《貨幣相對數量說》（1945年）一書以凱恩斯的貨幣理論來建構其貨幣相對數量理論體系，并獲得國內最高學術獎楊銓獎金和中國財政學會獎金。

　　反對者和商榷者也大有人在。蔣碩杰在影響力頗大的英文期刊《經濟學刊》發(fā)表《論投機與收入的穩(wěn)定性》（1943年）一文，對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評。胡代光對凱恩斯和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做了對比分析，在他看來，他們都是正統(tǒng)派理論的叛逆者，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的障礙就在資本的本身；凱恩斯注重分析全社會生產量與就業(yè)水平的決定，只是一種短期經濟變動的理論，而《資本論》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及其發(fā)展，擅長于長期的動態(tài)分析。樊弘的《凱恩斯與馬克思論資本積累、貨幣及利息等理論》（英國《經濟研究評論》1939年第7卷第1期）則認為，凱恩斯的研究始終未跳出馬克思的“巨掌”，駁斥了西方學者關于將凱恩斯理論混同于馬克思理論的見解。

　　中國經濟學界還對凱恩斯經濟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展開了有意義的爭論和獨到的闡述。其中，關于“中國是否已經達到充分就業(yè)”問題的爭論，頗為引人注目，以徐毓枬、楊叔進、丁忱兩、桑恒康等為代表的否定派成為主流。馬寅初的《財政學與中國財政——理論與現實》基于中外國情的異質性，對凱恩斯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提出了質疑，他基于9大理由而得出的結論是：《通論》“是完全根據于極端資本主義，高度工業(yè)化的英美兩國的情形而寫成的，凱恩斯的大著以及凱恩斯學派的學識移植于我國，實有格格不入之弊”。此外，萬一華的《凱恩斯理論能中國化嗎？》、吳大琨的《介紹一本關于凱恩斯研究的專書》也對此持否定意見。

　　四、財政學、金融學、應用經濟學和經濟史學脫穎而出

　　抗戰(zhàn)時期，戰(zhàn)時經濟研究特別是戰(zhàn)時財政學和戰(zhàn)時金融學，受到經濟學界尤其是各個研究部門、大學、各銀行研究部門學者的關注，成果頗豐。尹文敬的《戰(zhàn)時財政論》（1940年）、蔡次薛的《各國戰(zhàn)時財政政策》（1942年）、馬寅初的《對發(fā)國難財者征收臨時財產稅為我國財政與金融唯一的出路》（1940年）等，建議加稅（如臨時財產稅）發(fā)債、財政戰(zhàn)時轉軌為統(tǒng)制財政，并特別關注貨幣發(fā)行和通貨膨脹問題。但國民政府并沒有采納馬寅初的主張，主要依靠通貨膨脹和發(fā)行公債來籌措戰(zhàn)時經費。1935年的法幣改革雖有助于統(tǒng)一幣制，解除因白銀外流引起的金融危機，但紙幣的財政性發(fā)行在戰(zhàn)時加劇了通貨膨脹，促使物價飛漲，最終成為戰(zhàn)后國民政府經濟崩潰的一大導火線。

　　理論的發(fā)達程度取決于實踐的需要程度?？箲?zhàn)時期財政學、金融學、貨幣銀行學、保險學、農業(yè)經濟學、工業(yè)經濟學、工商管理和貿易經濟學、會計學與統(tǒng)計學、人口學、世界經濟學、發(fā)展經濟學、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等學科的發(fā)展風生水起，蔚為大觀，一批有影響力的經濟學雜志應運而生，有些領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已躋身于國際學術研究前沿，例如：發(fā)展經濟學（張培剛）、對于英國經濟學家理查·瓊斯及法國重農學派的研究（趙迺摶、李肇義）、經濟通史研究（馬乘風）、關于現代中國人口的統(tǒng)計（陳達）、現代貨幣思潮及世界幣制趨勢（林霖）等。

　　以史為鑒，忘史亡國。這一段特殊的中國經濟學史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勢不可擋，我們有這個理論自信，重鑄以本土化的學術話語為標志的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同時也不排斥從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和實用價值成分中找出適合于中國國情的，可以移植、借鑒和吸收的合理因素。

　?。ㄗ髡邌挝唬簭V東財經大學；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