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如果是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者，就能避免左與右各種激進主義的、極端主義的思潮對思想的支配，避免陷入觀念陷阱。

要從浮躁的“口號學術”或“政治學術”走向具有學理的思考和探究。

　寒竹(旅美學者、中國力研究中心主任)：觀念和社會構想在社會變革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沒有對未來社會的理想構建，即使在現實中問題重重，社會變革也難以提上議事日程，因為社會沒有追求的未來目標。但是，如果人的理性過度膨脹，把觀念之間的自洽和邏輯推演當作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那么社會變革則可能掉入觀念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三十多年時間中跨過了西方發(fā)達國家上百年的歷史進程，社會高速發(fā)展使得原本在不同社會發(fā)展階段的不同矛盾在短時期內集中涌現。官員腐敗、貧富懸殊、環(huán)境污染、地區(qū)差別等成為中國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社會急劇變化和矛盾集中涌現的轉型時期，各種思潮競相而出，都希望用自己的觀念或一攬子計劃來改造社會。但是，由觀念構成的主義都是抽象的，而社會存在的問題卻是具體的。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不缺乏對自身社會角色的自我圣化，也不缺乏對未來世界的詩意描繪，但是否具有現代社會應當有的專業(yè)主義精神?是否具有解決現實問題的專業(yè)知識?

今天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與轉型過程中，需要的不是口號式的政治動員，而是知識界的自我啟蒙，社會需要的是更多勤于思考的學者和實干家，而不是空喊主義和口號的“革命”知識分子。胡適說，“為什么談主義的那么多，為什么研究問題的人那么少呢?這都由于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胡適以一些高談“無政府主義”的人為例：“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發(fā)表)胡適講的這種現象很像是在談今天的一些“公共知識分子”。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的托馬斯·索維爾在2010年出版了《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對“公共知識分子”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在索維爾看來，玩弄概念的“公共知識分子”有幾個嚴重的缺點：

其一，缺乏專業(yè)知識。索維爾引述了理查德·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一書的說法：許多在公眾中知名度很高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專業(yè)同行中卻聲譽平平。“公共知識分子的媒體知名度與其學術聲譽正好呈相反趨勢。”(《公共知識分子》，2010年出版)索維爾甚至認為，社會對公共知識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知識分子自己制造出來的。

其二，“公共知識分子”習慣于圣化自己的觀念。“公共知識分子”善于創(chuàng)造抽象概念或制造觀念，并傾向于把自己創(chuàng)造的抽象概念神圣化。索維爾用了“構想的圣化”(thevision of the anointed)這個說法。“公共知識分子”常認為只要按照“圣化構想”去改造整個社會，就可以一攬子地解決所有的問題。

其三，“公共知識分子”習慣于從圣化自己的觀念到圣化自身。“公共知識分子”認為自己能夠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社會本質，能解決常人所不能解決的社會根本問題，所以，“公共知識分子”并不僅僅把自己看成是精英，而且還是圣人般的精英，他們自詡為社會良心，負有國族的使命，可以啟蒙大眾來改造社會，最終建立一個理想王國。

索維爾的一些批評有些偏激，但對“公共知識分子”與專業(yè)主義之間關系的論述還是很有借鑒意義?，F代文明得以形成的一個基礎是細化勞動分工，而分工體現在科技領域就是分科目、分專業(yè)。文藝復興以來，各門具體科學開始從包羅萬象的哲學中獨立出來，這是現代文明得以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在文科領域，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管理學、經濟學、語言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都已成為具體的專門學科，而這些學科內部又分為若干個不同分支和專業(yè)。經濟活動的分工和知識的分科是現代文明區(qū)別于古代文明的一個本質特征。

在當今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嚴重缺乏專業(yè)性已經越來越明顯。作為一個后發(fā)國家，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yè)主義水準遠遠落后于西方發(fā)達國家。他們熱衷的主義和口號雖然聽起來調子很高，但對于解決社會的具體問題卻并無多大功效。胡適對這種侈談抽象觀念的危害性揭露得很深刻：“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后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里。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從浮躁的“口號學術”或“政治學術”走向具有學理的思考和探究，建立起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

言論有無邊界不是一個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為什么大眾會盲從?

　趙鼎新(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知識分子是文化創(chuàng)造者?，F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產生于西方文藝復興之后。先前，要解決社會問題要么求助宗教(上帝)，要么求助傳統。隨著近代世俗意識形態(tài)的興起，知識分子信心暴漲，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可以通過理性來改變世界。

我在美國接觸了不少知識分子，比較中西方知識分子，我認為，當代美國知識分子往往會有這么幾個特征：一是年輕時很聰明，語言能力強，但是數學能力差，小時往往不太合群;二是喜歡放大個人遭遇和體驗，希望改變社會來適應自己;三是對不愿意處理具體事務，或者說對系院的瑣事不感興趣;四是對社會問題往往提出一攬子解決方案，并認為如果被采用，社會將變得更好。這類知識分子聲音變多往往是社會危機的前兆。

為什么從社會層面來看，知識分子聲音在中國變成了主導，而在美國，知識分子的聲音卻顯得邊緣化?

社會越保守，主流教育越成功，“公共知識分子”作用就越小?；蛘哒f一個社會主流文化霸權越強大，“公共知識分子”影響就越小。“公共知識分子”發(fā)達的地方就說明那里的文化霸權還沒有完全被建立起來，所以中國的“公知”比法國厲害，法國的“公知”又比美國厲害。中國完全沒有主流文化霸權，而美國是主流文化具有很強霸權的國家，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如喬姆斯基，影響力在美國國內非常有限，根本無法引起廣泛大眾的注意。

要使社會穩(wěn)定，必須使社會走向成熟、負責任。與中國相比，西方知識分子更加專業(yè)化，專業(yè)化一旦形成，知識分子就很難跨界對自己不熟悉的事物發(fā)言。從中國當前社會看，社會對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制衡都不夠。比較而言，社會對官員的約束大于知識分子。對于官員，群眾可以通過投訴、來信來訪，甚至群體事件來發(fā)聲，另一方面，中央也自上而下進行監(jiān)督，此外，還有輿論對政府官員的監(jiān)督。而知識分子自認為掌握著“道德制高點”，因此感受不到來自社會的壓力。

現在我們學術界的專業(yè)化程度不夠，國家軟實力也不夠，這兩個原因導致，第一，我們的知識分子喜歡跨領域放話，第二，對于不靠譜的反體制言論，其他人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愿、甚至是不敢提出反對，而反對聲音也往往會被認為是維護政府的“五毛”。因為國家軟實力不夠強，所以維護國家的言論也往往不被認為具有“正當性”，所以不靠譜和盲從的情況仍然會存在。

社會出現問題時，知識分子的言論應當有邊界嗎?我認為言論有無邊界不是一個問題，言論可以無邊界。真正的問題是，為什么大眾會盲從?我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愛說什么就可以說什么，但是人們卻應當具有辨別言論質量的能力。但是，辨別言論質量的能力是在開放社會中練就的，而不是在一個封閉世界中獲得的。因此，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長期堅持言論開放才是邊緣化不靠譜言論最好的法寶。

知識分子應該用經驗主義來避免“建構理性主義”的缺陷

　蕭功秦(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面對中國今天復雜的社會問題和挑戰(zhàn)，知識分子如何克服觀念上的障礙，如何真實理解中國現實當中發(fā)生的真實問題是很重要的。

人們相信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比一般人能講出道理來;知識分子也很自信，因為他們覺得讀了書就有知識，對自己往往有很高估計。事實上，正如歷史上所表明的，知識分子也會造成時代的災難，這是因為，知識分子是運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來進行思考與思想創(chuàng)造的，而人的理性，本身往往卻有著一些先天性的缺陷。一般說來，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個人的理性是通過抽象思維，把復雜事物予以簡化，抽象與簡化對于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簡化的結果往往忽略了客觀事物的復雜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義性。運用簡化的理性思維來作出判斷與歷史選擇，其結果往往是消極的，甚至是災難性的。比如，簡單地把西方歷史上演變過來的體制搬用到落后的第三世界中來，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舊的傳統體制被打破了，而新的西化的體制卻由于缺乏西方社會的各種條件，而無法有效運行，“舊者已亡，新者未立。倀倀無歸”的社會脫序，會產生各方面的整合危機，辛亥革命后的議會制造成的弱政府化，黨爭、軍閥混戰(zhàn)與國家碎片化，也是中國20世紀災難的起源。

其次，個人理性的缺陷還表現在，一個社會主體所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全面的，當人們根據這種片面的信息來決定歷史性的行動選擇時，就會導致歷史選擇與判斷的失誤。

第三，主體自身的信仰、激情、人性中的幽暗的心理，以及浪漫心態(tài)，如同海面下的冰山，會不自覺地在人們的潛意識中，支配著顯露在海面上的理性，主體的理性受感情與其他非理性因素的支配，也就會發(fā)生判斷的扭曲與錯誤。

更具體地說，人們總是以為自己是根據理性原則來進行判斷與推理的，但支配人的理性的，往往是混雜著潛意識中非理性的東西。人們總是把自己希望的東西視為當然的、可以實現的，然后用“理性”的、邏輯的語言，把內心浪漫主義的意愿，論證為“社會規(guī)律”或什么“普世性”的第一原理，論證為“客觀”的實在法則。浪漫主義的、非理性的東西，經過華麗的理性外殼的包裝，被誤認為是真理。

當主體把浪漫主義的東西論證為真理來追求，把浪漫主義付諸社會實踐，就會造成烏托邦的災難。這種把浪漫主義的心靈投影，自圓其說地論證為“科學”，是建構理性陷阱。這種“建構理性”是被浪漫主義包裝起來的“類理性”，它與自然科學的理性并不是一回事，它只是看上去仿佛與科學理性是一樣的，但它其實是浪漫主義的衍生物。

社會上左與右的激進主義者所推崇的愿景，都是在浪漫的“類理性”基礎上形成的觀念的陷阱。左右激進主義是20世紀人類“理性災難”的最重要路徑。受左右激進思潮支配的知識分子也就成了作繭自縛的“觀念人”。知識分子一旦變成“觀念人”，他們就會造成社會的災難。

知識分子要避免成為“觀念人”，就必須回到經驗主義，用經驗主義來制衡理性的“類理性化”，知識分子應該用經驗主義來避免“建構理性主義”的缺陷。一個真正能對社會進步起到積極作用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尊重事物的復雜性與多面性的、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者。這種方向感就是追求更美好的價值，這個美好價值是與人類共同的價值相通的。

為了超越觀念陷阱，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做到以下三點：第一點，知識分子最重要特點就是思想的獨立性。不依附于任何權貴，不依附于利益集團，而是用良心和社會責任做標準，進行評說和議論。

第二點，知識分子對任何事物都應該有一種“同情的理解”態(tài)度。知識分子做一個批判者并不難，難的是，還要同情地理解事物的復雜性。人類現實生活永遠是“神魔混雜”的，所謂同情的理解，就是不要根據自己的價值喜好，對所看到的事物隨便貼用一些標簽，來進行簡單判斷，而要有一種同情地理解事物的復雜性、多元性、多義性、兩難性。只有具備了這種理性的客觀態(tài)度，才能更客觀地切入事物，才能更務實地、更有效地提出解決矛盾的建議與辦法。

第三點，要保持思想的開放性。要學會傾聽不同的聲音，不受左右教條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用常識理性作為思考工具。這種開放性讓人的思維始終處于活躍狀態(tài)，不會固化，也不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始終保持著一種對事物變化的解釋力，始終從該思想主義的歷史淵源中，從它們產生的背景與面對的疑難矛盾中，去理解對方，并從中找到其內在的有意義的東西。

知識分子，如果是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者，就能避免左與右各種激進主義的、極端主義的思潮對思想的支配，避免陷入觀念陷阱。正因為如此，他就是一個中道理性主義者，而只有以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為基礎的中道理性，才能客觀認識世界。這樣的知識分子才能擺脫主觀主義，為社會進步作出真正的貢獻。

由去歷史的觀念的鏈接來觀察中國、對照中國，必然是南轅北轍

　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在當下中國，基于他國歷史特定經驗形成的思想產品大行其道，并被作為觀察、評判中國的“標準”。而依據這種異域經驗基礎上的觀念作對照，中國似乎永遠是錯的。在這些流行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中，社會中心主義脈絡下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在中國最有市場，如自由民主理論及與此相關的“公民社會有利于民主和民主治理”、“中產階級帶來民主”等理論命題等。以社會契約論為基礎的個人權利、社會權利構成的社會中心主義，是典型的英國-美國的國家建設經驗的思想產物，而且是其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經驗的思想產品。但這些經不起比較歷史和比較文化檢驗的理論卻在中國被不加質疑地接受。第二套流行的但次于社會中心主義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是國家中心主義。這是典型的基于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官僚制治國經驗而形成的，其中黑格爾、康德以及后來的德國歷史學派奠定了國家中心主義的方法論和概念基礎。

為什么缺乏中國自身歷史-文化經驗基礎的概念、理論和方法論卻在中國大行其道?這固然有中國百年社會科學的歷史根源，更有當下中國學者研究路徑的迷失以及進而導致的反思能力的退化及由此而來的建構能力的缺位。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為例，幾年前我在《文本崇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誤區(qū)》中提出的觀點，今天依然能立得住。(文章提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應弄清楚文本作者的“情境”，同時還要熟悉世界文明史的基本走向和脈絡，更應該將中國的“情境”存放于心中。)不僅如此，我還要問的是，政治思想史到底是由思想而構成的歷史，還是世界文明史中的思想?如果是前者，必然是永遠的文本崇拜，永遠的詮釋學派而了無新意。中國學術界流行的兩大版本即保守主義者斯特勞斯主編的《政治哲學史》和自由主義者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都是由思想構成的歷史。在這樣的路徑下研究政治思想史，中國人似乎只能當西方人的學生。相反，只有在世界文明史的脈絡下，具體而言從國家建設的維度下，對照、研讀西方政治思想史，才能將很多所謂神圣的偶像請下神臺。因此，希爾基于歷史演進和文明互鑒的《歐洲思想史》遠比前述兩本教科書更有價值。

說到底，政治思想是一個政治共同體面對重大危機和重大挑戰(zhàn)的關鍵時刻關于怎么辦的設計。那么，什么是政治哲學?從亞里士多德到西塞羅，從馬基雅維利到孟德斯鳩，從托克維爾到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與威爾遜，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來都是比較政治學者”，都是針對他們時代的重大政治問題的。因此，切不可把這些人的思想視為哲學中的“先驗”，而應視為歷史語境中的“先驗”即先前的經驗，也就是歐克肖特所說的“先前經驗的理論化”。這就需要我們對“先前經驗”(相對于比較政治研究的當下經驗)有系統的理解與研究，從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別、放棄與吸納。否則，我們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學研究就永遠停留在翻譯、引介和詮釋水平。

如果能認識到政治思想的語境性，沿著這樣的路徑，即使我們依然缺乏建構能力，但至少有反思、批判和選擇理論的能力。不得不說，由政治思想而構成的歷史，即目前中國流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去歷史的觀念的鏈接，由此而觀察中國、對照中國，必然是南轅北轍。

一個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狀況，關系到國家話語權和國家安全。在中國社會科學走過百年歷程之后，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應該到來了!這個自主性的社會科學需要研究者進行比較歷史的、定位于本國歷史文化與現實實踐的發(fā)現。這需要我輩同仁和下一代學人的理論自覺并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