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廈門大學教授吳春明性騷擾女學生的事件尚未平息，四川美院教授王小箭又被曝出“強吻門”事件。如今人們已經(jīng)開始逐漸忘卻吳春明和王小箭，然而電影關注的性騷擾問題卻值得我們一再反思。
教授“強吻”女學生，性騷擾還是正常交流？
王小箭事件的輿論分化向所有人拋出了一個問題：“強吻”自己熟悉的女學生，究竟算不算性騷擾？
一邊是不絕于耳的譴責和謾罵，“叫獸”“道德敗壞”“流氓教授”的罵聲鋪天蓋地，這些網(wǎng)友認為王小箭性騷擾的事實無可爭辯。而王小箭隨后以“泛師德”論對這件事進行辯解更激起了許多人的憤怒，有評論駁斥稱“泛師德”讓王小箭的“節(jié)操碎了一地”。
另一邊則是對王小箭的辯護，他們認為輿論夸大了事實。在事件發(fā)生的第二天，一篇名為《人心不散：另一面的王小箭》的文章出現(xiàn)在網(wǎng)絡上，文章試圖說明王小箭的舉動并非性騷擾，盡管王在生活上“有些放縱”，但實際是一個“內(nèi)心簡單的人”、“一個隨和的老頭”。
前者以道德批判之，后者以道德維護之，卻似乎都無法證明王小箭“強吻”行為本身的屬性。前者主觀上已經(jīng)認定了王小箭“強吻”的性騷擾性質，由性騷擾的判斷而得出道德敗壞的判斷。卻并沒有有效證明王小箭的行為是否屬于性騷擾。后者，那些替王小箭努力辯護的人，試圖塑造一個“好人王小箭”的形象。以道德維護，無非要證明王小箭并沒有性騷擾兩名女生的主觀愿望，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強吻”的行為沒有在客觀上對兩名女生進行了性騷擾。因此，兩方面的觀點都無法說明問題的核心：“強吻”是不是性騷擾。
性騷擾的判定標準：行為是否“不受歡迎”
游離在情與法的邊緣，性騷擾認定太難了。電影《不能說的夏天》中為白慧華代理訴訟的方律師最初都說，男歡女愛的事情本來就說不清，要認定性侵，太難。哪些是“男歡女愛”，何者又是性騷擾？美國學者最早提出性騷擾的概念并進行了大量研究，世界上凡有性騷擾立法的國家，一般都接受美國對于性騷擾的理論，或許美國處理性騷擾案件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性騷擾分為交換利益型和敵意工作環(huán)境兩種基本類型。所謂交換利益型性騷擾就是以是否發(fā)生性關系作為業(yè)績考評、給予各種機會的條件。敵意工作環(huán)境型性騷擾則包括同事間的黃色笑話，逼迫性的勸酒陪酒，要求長得漂亮的同事陪領導，不顧對方不歡迎而發(fā)出與性有關、針對對方的語言和動作，制造不必要的身體碰觸等。
在一些性騷擾案例中，被害人并沒有拒絕行為人的性騷擾行為，因此人們會認為，既然被害人當時是自愿的，似乎也就不存在什么性騷擾了。然而性騷擾案件卻并不以受害人當時是否自愿來進行判斷。
1986年，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MeritorSavingsBank，F(xiàn)SBv.Vinson一案中首次審理了性騷擾問題。法院引用平等就業(yè)委員會的《性騷擾指南》(EEOCPolicyGuidanceonSexualHarassment)指出：性騷擾案件的訴訟要旨，在于認定被指控的行為是否是不受歡迎(unwelcome)的。法院應當審查被指控的行為是否不受歡迎(unwelcome)，而不是她實際參與的性交行為是否是自愿(volunary)。這是因為，對于交換型性騷擾而言，騷擾者常常是以就業(yè)條件、薪酬、職位、考評等方面的好處加以引誘，而受害人為自身利益或者迫于壓力，也可能對性騷擾行為表示容忍和同意，持默許態(tài)度。這些情形中，受害人表面上都未抗拒，但內(nèi)心卻對性騷擾行為并不歡迎，因而同樣給她(他)造成不利影響。
美國女權主義學者凱瑟琳•麥金儂(Cathar-ineA.Mackinnon)將性騷擾定義為：“處于權利不平等條件下強加于人的討厭的性要求。”
如果我們以這個標準來衡量王小箭“強吻”女學生的行為，其實不難發(fā)現(xiàn)問題的核心——王小箭的行為是否屬于性騷擾，不在于王小箭的道德水準，而在于兩個參考標準：第一，王小箭與女學生之間是否存在不對等的權力關系；第二，對兩名當事女生而言，王小箭的行為是否“不受歡迎”。
性騷擾受害者：噤聲的寒蟬
廈大吳春明事件向我們揭示了校園性騷擾高發(fā)的一個重要原因：師生之間存在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中國有師道的傳統(tǒng)，盡管教師的權威已經(jīng)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但這種權威依然存在，它往往就成為性騷擾的工具。而在大學當中，一些教師還在學術科研、就業(yè)指導等方面掌握一定的權力，這也給性騷擾提供了便利。
《不能說的夏天》的另一片名叫做《寒蟬》，它所暗示的正是這種不對等的權力結構所制造的一種“寒蟬效應”：受害者迫于種種壓力，選擇隱忍順從。除了權力結構所制造的“寒蟬效應”，還有受害者是因為性騷擾、性侵之后造成的創(chuàng)傷心理疾病。電影《不能說的夏天》中，學生白慧華在遭受性侵后，竟陷入“我是不是愛上了李教授了”這樣自我“催眠”式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之中。她們只有逃避性侵的事實，尋求某種合理性的解釋，才能釋放讓她倍感羞愧的侵擾行為帶來的心理壓力。
遭受性騷擾的女性何止一人，可是如汀洋女士一般站出來揭露的卻屈指可數(shù)。這種集體沉默使得校園性騷擾極少出現(xiàn)在公共話題之中，媒體沒有報道，社會沒有討論，就在這種沉默和失聲之中，不知多少人遭受了性騷擾的傷害。要遏止校園里的性騷擾，就必須發(fā)出反對性騷擾的呼聲，引起全社會對校園性騷擾的關注。這既需要受害個體勇敢地站出來，也需要各種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更需要社會中每個人的深切理解和同情。只有這樣，校園性騷擾問題才能透過一個個具體的案例引起人們的關注。
反性騷擾，依法治教比師德更有效
實際上，在評判教師的行為時，除了道德眼光更需要法律的意識。然而審視當下發(fā)生的校園性騷擾事件，人們常常用道德的眼光來看待一些明顯突破法律底線的行為。其結果是，對這類事件僅僅停留于道德審判的層面，道德審判過后當事者卻很難得到恰當?shù)奶幚怼Ｒ赖伦l責，但不能止于道德，更應站在法律的角度、用法律的眼光去審視校園性騷擾。
這種局面，與性騷擾的法律界定存在缺陷有很大關系。目前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尚無針對性騷擾的專門立法，只在2005年修訂的《婦女權益保護法》中加入了一條：“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但是對性騷擾的定義和形式并未作出具體的規(guī)定，對于校園性騷擾更缺乏明確規(guī)定。
就在校園性騷擾事件頻發(fā)的當口，10月9日教育部下發(fā)了《教育部關于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即所謂的“紅七條”，直指師德構建。其中規(guī)定嚴禁“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fā)生不正當關系”?！兑庖姟诽岢鰩煹陆ㄔO的機制要與“法律約束相銜接”，可是法律尚未完善，“銜接”又如何可能呢？
核心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則帶來的結果無非有二：第一，大量的性騷擾案件不是通過法律的途徑解決，最終不了了之；第二，即便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也往往面臨性騷擾行為難以明確界定，判罰無所依據(jù)的問題。如王小箭、吳春明這樣的案例，若非面對媒體曝光的壓力，事情會及時得到處理嗎？
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只有在法律條文中明確界定性騷擾，根據(jù)實際案例對教師的行為進行明確而詳細的規(guī)范，依法治教，才有可能真正守住教師行為的底線。守住底線，而后才是對師德的更高追求。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