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報道，NGO工作者、90后女生趙思樂發(fā)出320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包括廣東省在內(nèi)的31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政府和公安廳，以及其他有關部門，公開各地收容教育執(zhí)行情況。其中只有58份申請獲得了實質性答復，答復理由包括因系“警務工作秘密”、“內(nèi)部管理信息”不公開或“不屬于政府信息”而不公開。目前，趙思樂已經(jīng)就廣東省公安廳的答復向廣州市中級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并獲立案。

專門針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今年以來受到持續(xù)關注，趙思樂就此提出320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從報道來看，盡管無法得知各個機關答復的精確情況，但答復率恐怕并不樂觀。再看作出答復的機關，理由也各異化，什么“警務工作秘密”、“內(nèi)部管理信息”、“不屬于政府信息”，這些都不是法定不公開理由，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政府可不予公開的信息只有國家秘密、商業(yè)秘密和個人隱私三種。

收容教育執(zhí)行情況，這顯然不是國家秘密，更不涉商業(yè)秘密和個人隱私，公開這些信息，不會傷害社會的公共利益，相反，有了這些信息，更有利于社會了解收容教育現(xiàn)狀，推動制度的變革。

320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58份實質答復之外那些有去無回的申請，對民眾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置之不理，顯然屬于行政不作為的情形。同時，同一問題，一樣的拒絕，不同的答復，這也折射出信息公開制度的漏洞，目前的信息公開條例規(guī)定原則而籠統(tǒng)，從政府信息的界定到信息公開的主體、方式、范圍、與其他法律法規(guī)的銜接，都欠缺制度細化和操作性的規(guī)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今年發(fā)布的《政府透明度指數(shù)報告》指出，55家國務院部門，僅一成及格，31個省級政府的透明度指數(shù)，僅7個省份超過60分。一些政府機關透明度差，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民眾獲取政府信息之難。如今，各個政府機關拒絕信息公開的理由可謂五花八門，如黨委文件、非本機關職權范圍、信息特征描述不明確等等，更是新的注腳。

此次關于收容教育的政府信息公開實例，只是眾多領域政府信息公開所面臨的“尷尬局面”的一個縮影，必須通過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來解決。有必要適時將《條例》由法規(guī)升格為法律，以解決它和《保密法》、《檔案法》的關系問題；還要進一步完善政府信息的范圍、公開方式和信息的類型化公開流程，細化、豐富制度體系，在建立政府信息不公開“負面清單”的情況下，堅持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而司法者則要富于智慧和司法技藝，在條例的規(guī)定之下，巧妙平衡國家、公眾、個人的關系，穩(wěn)步推進制度的良性發(fā)展。我們拭目以待廣州市中級法院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