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絕望的腐敗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識分子。官僚的腐敗只能誤一個黨派，一個朝代，而知識分子的腐敗卻誤國誤民，流弊深遠。
最絕望的腐敗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識分子。官僚的腐敗只能誤一個黨派，一個朝代，而知識分子的腐敗卻誤國誤民，流弊深遠。最可怕的墮落也并不是匪盜痞，而是知識分子。匪盜痞的墮落都只能貽害一方百姓，壞一家之風氣，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卻敗壞的是整個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操守。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徹底的和最后的墮落。其他人的墮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渾濁，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則是水源渾了。
（一）
納粹期間的德國，大部分教授公開表態(tài)支持納粹政府。大師級的哲學家海德格爾在發(fā)表校長就職演講時說：“任何教條和思想，將不再是你們生活的法則。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國現(xiàn)在和未來的現(xiàn)實中的法則。”
愛因斯坦認為，“德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體來看——他們的行為并不見得比暴徒好多少。”
思想知識界的這種普遍放棄、逃逸、墮落的行為，帶給一個民族的影響是致命的。
文革期間的中國，大師級的哲學家馮友蘭建議：“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內(nèi)實行全面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quán)。這個歷史經(jīng)驗很可以作為無產(chǎn)階級的借鑒，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國文《中國文人的活法》中所說：“焚書坑儒這種高智商的殺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為”。
薩特的《惡心》，再現(xiàn)了淪陷時期巴黎知識分子群的丑惡表演。在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中，知識分子們成了世俗道德的違背者，他們行為怪癖，心腸剛硬，撒謊、虛偽、自私自利到了極點。
盧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斷地從養(yǎng)母或者養(yǎng)母兼情人那里榨取錢財，而當這些女人窮困潦倒之時，他卻從未想到要幫助一下她們。他把與自己同居多年并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動物，隨意加以傷害和侮辱。
雪萊因行為不端被趕出家門之后，經(jīng)常采取威脅、欺騙、辱罵等各種手段，不斷向父親要錢。他終日周旋于眾多女性之間，隨意玩弄她們，再將她們拋棄。他四處借錢，卻從未還過。
列夫·托爾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類，卻終日沉迷于賭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為他的小說給他掙了很多錢，他的莊園早就給輸?shù)袅?。他?jīng)常把愛掛在嘴邊，擺出一副農(nóng)奴解放者的架勢，卻從沒實際行動過。在兩個哥哥貧病交加之時，他從未資助過他們，他的一個哥哥臨死之前要見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絕了。
為什么會這樣？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現(xiàn)代社會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文化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分裂。
法國布迪厄說：知識分子是一種悖論的或二維的存在。
韓國崔秀哲《分身人》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彭加勒《最后的沉思》對偏愛走極端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了剖析和批判。
齊美爾《社會是如何可能的》：人類是一種雙重性生物，無論是作為群體或是個人，生命內(nèi)部都具有各種對張的二元力量向外發(fā)展。作為個人，這種雙重性表現(xiàn)在身體和精神都同時需要動感與寧靜，作為群體，社會歷史是在社會群體與個性提升之間的沖突、妥協(xié)和調(diào)和之中發(fā)展。
由于個體性與社會群體的普遍性兩種相反的原則并存，齊美爾認為社會生活看起來就像雙方寸土必爭的戰(zhàn)場。人們同時面對個體性與普遍性的原則，必須在沖突的兩者之間努力取得平衡，以達成基本人性中的對立統(tǒng)一運作，這種運作要透過“不斷地調(diào)節(jié)比例從而重獲不斷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爾·雅克比《最后的知識分子》，表達了對美國知識界更深的憂慮，即真正的危機是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正在消失，它被專業(yè)化程度過高、狹隘的學院專家們?nèi)〈?，如今的專家們的意見只有少?shù)的同行可以理解。
哈耶克說，知識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淪入過度專業(yè)化與技術(shù)化的陷阱，失去了對更廣闊世界的好奇心。
周國平說：哲學成了辦公大樓，在名目繁多的科室里，只見伏案辦公的職員，見不到一個真正的哲學家。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技術(shù)控制了人。
哈貝馬斯《走向理性社會》：生命的意義失掉了存在的基礎(chǔ)，生命的價值失去了終極依據(jù)。
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學者消失了，科學墮落為探究。
還有一種情形，那就是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宮廷樂師、行吟詩人與修道院的僧侶如今變成廣告撰稿人、專欄作家與公共形象設(shè)計者。
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獨創(chuàng)的“有機知識分子”一詞，勉強把他們歸屬于知識分子行列，其實他們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繆《墮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戰(zhàn)后巴黎知識界的典型，他一直過著雙重的生活：
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上男盜女娼；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表面上樂善好施，實際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俠仗義，實際上見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談，實際上蠅營狗茍，表面上寬宏大量，實際上睚眥必報，表面上是懺悔者，實際上是法官……
翻閱黃梵的《第十一誡》，比薩特的《惡心》還讓人惡心。主人公齊教授是聲名顯赫的學術(shù)權(quán)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機鉆營，生活腐化墮落，不僅榨取學生的科研成果，而且為了撈到科研經(jīng)費，獲取當權(quán)者的認可，不惜修改數(shù)據(jù)，拿人命關(guān)天的炮彈軌道數(shù)據(jù)當兒戲。
在齊教授身上，我們看到走向墮落的知識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權(quán)力正在通過金錢和地位來誘惑知識分子放棄道義與良知。
費振鐘的《墮落時代》，與其說它是一本關(guān)于晚明文人的書，不如說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現(xiàn)代性的書。走近晚明的文人，讓我們嗅到了“墮落時代”的酒氣，讓我們看到了“墮落時代”酒色過度后的回光返照。他們酒后佯狂，裝瘋作傻，倚瘋作邪的病態(tài)成為常態(tài)。而晚明文人的病，絕不僅僅屬于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墮落》一文中寫道：以王朔的小說與賈平凹的《廢都》為代表的文學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與其傳統(tǒng)觀念，已經(jīng)發(fā)生了許多背道而馳的變化，同時卻和王朔筆下的痞子，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相似之處”，這就是對于“墮落”的渴望。在當今的文壇，墮落似乎已經(jīng)成為時髦，文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墮落并炫耀自己的墮落。
張承志在《以筆為旗》中將文人分為幾類：東施抹上魔幻口紅，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糾纏在稿紙卷頭卻意在高官流水賬的人，因不逞和無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沖鋒可是不見流血的人以及種種這棵樹上附庸寄生的人。
林賢治說：知識分子算什么東西呢？他們不過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來筑造輝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來砌做污穢的糞池。夠了！關(guān)于知識分子墮落的例子，書里成千上萬，現(xiàn)實中比書上還多。
一棵被當?shù)鼐用褚暈榈貥说臉?，多少年來，人們行走在曠野中，憑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樹死了，許多人從此再也找不到家園。
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你們都是最優(yōu)秀的分子；如果最優(yōu)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里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最絕望的腐敗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識分子。官僚的腐敗只能誤一個黨派，一個朝代，而知識分子的腐敗卻誤國誤民，流弊深遠。
最可怕的墮落也并不是匪盜痞，而是知識分子。匪盜痞的墮落都只能貽害一方百姓，壞一家之風氣，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卻敗壞的是整個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操守。
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徹底的和最后的墮落。其他人的墮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渾濁，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則是水源渾了。
（二）
魯迅曾經(jīng)打過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帶頭羊，胡羊大多數(shù)的羊。山羊脖子上掛著鈴鐺走在前面，后面一大群低眉順目的胡羊挨挨齊齊地跟著。勒龐在《烏合之眾》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溫順的羊群，沒有了頭羊就會不知所措。
山羊脖子上的鈴鐺就是知識分子的徽章，無論是吃人還是被吃，一切悲喜劇，帶頭的無不是知識分子。
這里想要明晰的，是墮落的主要標志：終極關(guān)懷的缺失，道義立場的搖擺，社會良知的泯滅，懺悔意識的淡漠以及對人的極度冷漠。
于光遠有句精辟的話，把幾千年的文人全裝進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穩(wěn)奴隸，說到人的覺醒，只能是“五四”之后，盡管“五四”提出的問題，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解決。
翻閱汗牛充棟的古籍，“進則朝廷廟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國文人，寫了那么多狗屁官樣文章和無聊失意文字。“士大夫”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了，思想也不復(fù)成為思想，而是意識形態(tài)。“學而優(yōu)則仕”的參與模式，使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成為社會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
作家張平說，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在桌子底下說話，在桌子上面沉默。知識分子當中的某些人，已經(jīng)進入到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知識分子的集體沉默，是導(dǎo)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說是道德產(chǎn)生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知識與權(quán)力的結(jié)盟導(dǎo)致社會的淪落和腐敗。
翻閱回憶反右和文革的圖書，知識分子之間的出賣與背叛以及各種丑惡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說：“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顧準等碩果僅存的幾位已不具代表性，應(yīng)該說知識分子是集體投降、集體墮落。
關(guān)于集體墮落的原因，朱學勤“終極關(guān)懷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會最大的危機是失去支撐它的精神結(jié)構(gòu)，失去將社會凝結(jié)為整體的具有終極關(guān)懷的價值系統(tǒng)。
美國當代心理學家里奇拉克《發(fā)現(xiàn)自由意志與個人責任》：“烈士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肯定與自己相對立的觀點。”魯迅：“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而他的變化沒有一定的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稱為流氓。”
遺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風光，烈士的寂寥。這些流氓，無論什么風吹草動，都能拿出令上邊滿意的大作；無論什么觀點，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論解釋。他們不是喪失，而是壓根兒就沒有過什么道義立場，淪落成為權(quán)錢伴唱的夜鶯。魯迅先生罵得痛快：“我寧愿向潑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樣活力的文人打繃。”
缺乏對道德操守的堅守，缺乏對良知的省視，缺乏對誘惑和邪惡的抵制，缺乏犯下罪惡之后懺悔的勇氣。在西方文化史上，有圣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有盧梭的《懺悔錄》，我們有什么？
朱學勤說：“世界史上的優(yōu)秀民族在災(zāi)難過后，都能從靈魂拷問的深淵中升起一座座文學和哲學顛峰，唯獨我們這個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對人的極度冷漠。北京大學某學者說，堵車讓他感到很欣慰，因為堵車是繁榮的標志；某災(zāi)難經(jīng)濟學家說，災(zāi)難對于經(jīng)濟發(fā)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動內(nèi)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起源》中說：我們的道德的部分包含著責任，責任都是日常實際的事情。面對現(xiàn)實問題，知識分子的沉默就是責任的放棄。
杜威《教師和他的世界》：逃避責任是怯懦的選擇。
《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目睹災(zāi)難卻一言不發(fā)，責任感就變?yōu)樨撟锔小?
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謀罪。
肯尼迪《信仰在風中飄揚》：你能否不同流合污，讓自己的勇氣在腐爛的中庸泥潭發(fā)光？
（三）
墮落，瘋狂蔓延，突破底線
媚俗的歷史，源遠流長?！抖鞲袼怪率┟芴亍罚簭目档碌胶诟駹柕牡聡軐W中始終顯現(xiàn)著庸人的面孔。
康德《邏輯學講義》：矯揉造作的通俗浮華只是力圖博得讀者的厚愛，這種科學研究的墮落，像嘩眾取寵的情婦。
王力《龍蟲并雕齋瑣語》引波德萊爾的詩，翻譯的真好：饑腸轆轆佯為飽，熱淚汪汪強作歡；沿戶違心歌下里，媚人無奈博三餐。
韋伯《以政治為業(yè)》：領(lǐng)袖的實際收獲，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隨者的動機所左右，而從道德角度看，這些動機大都不堪聞問。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財力的行政權(quán)力的控制與干預(yù)，出現(xiàn)越來越嚴重的商業(yè)化、行政化、官僚化、體制化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學術(shù)的全面腐敗和對知識分子的整體收編。
侯寧：《大陸經(jīng)濟學家已是一個墮落群體》。皮海洲：《墮落的又豈只是經(jīng)濟學家》。北大教授說：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訪人員都是精神病患者。清華教授說：強奸陪酒女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要小。
科學家離實驗室漸行漸遠，不在開會就在開會路上?？茖W已經(jīng)從昔日神學的婢女，墮落成今天資本的幫兇。“科學無禁區(qū)”變成“道德、法律無禁區(qū)”。三聚氰胺、瘦肉精、轉(zhuǎn)基因等事件中，哪一樁沒有科學家的幽靈？
斯塔佩爾：科學研究在逐漸演變成一種商業(yè)行為。資源有限，競爭激烈，為了得到經(jīng)費不擇手段。
雷海宗《君子與偽君子》和林同濟《士的蛻變》，考察了“士”從君子到偽君子，從技術(shù)到宦術(shù)的墮落歷程。
魯迅《流氓的變遷》：“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俠客，打著“替天行道”的大旗卻壞事做絕的是強盜；沒有做強盜的危險卻有做強盜的收益的則是流氓。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培養(yǎng)了有知有道之“士”，這是中華文明五千年而沒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陳寅?。耗膫€民族把士給打倒了,這個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典型的流氓傳奇和流氓教科書。流氓文化、流氓意識、流氓哲學、流氓精神已經(jīng)內(nèi)化、滲透到血肉中。
《今日之中國，無處不流氓》：一個壞的制度可以把好人變成壞人。發(fā)動流氓起來把貴族消滅，并不會使流氓變得高尚，只會使流氓變得更加流氓，而且誘逼更多的人變成流氓，最終變成流氓社會。
《知識分子的背叛》：他們的浪漫主義已經(jīng)登峰造極，他們的精神操守已經(jīng)跌落谷底。
赫連勃勃大王《群氓時代》：浮躁而盲動的奢侈、勢利、焦慮、惡俗、虛假、縱欲、跟風是一個“群氓時代”開始的標志。
2014年5月1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wǎng)站刊登《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的書評：中國正在經(jīng)歷一個“狼吞虎咽的時代”。
墮落，心安理得，理直氣壯
奧爾特加·加塞特《大眾的反叛》：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盡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卻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庸的權(quán)利，并把它強加于自己觸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虛假的反叛，在荒謬中成長，處心積慮地垮掉。
格里德爾《知識分子與現(xiàn)代中國》：沖動的狂熱分子如今在舒適的公家辦公室里享受安逸，很少出以公心去關(guān)注國家的進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慮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財富。
魯迅《偽自由書·文人無文》：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犯著可詬病的惡癖。
朱利安·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在群體激情四溢的狀態(tài)中，推波助瀾，甚至是主動墮落——還有比知識分子更沒有骨氣，更容易墮落的階層嗎？
曠新年《為什么社會容不下一個善良的人》：中國知識分子是最變態(tài)、心理最陰暗、心靈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動物。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到二十一世紀，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自覺、半自覺地履行這“同意和解釋、宣傳與做戲”職能，開始時還有些心虛，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來，就習以為常，理直氣壯，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網(wǎng)民：上帝??！把這些專家?guī)ё甙?！路費我掏。
墮落，良幣隱退，劣幣泛濫
錢鐘書《七綴集》：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讀者對它們只能起厭倦的感覺，不敢作厭倦的表示。
《“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zhàn)》證明：名人的劣幣甚至假幣，也可以成為真幣、良幣。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識分子》：他們高舉著道德的旗號迫使我們?nèi)虤馔搪暎乐故?lián)看這類好文請?zhí)砑有【幩饺宋⑿盘枺▃wj19960516），小編私人朋友圈更多猛料勁文！沒人敢指責他們篡改真相的事實。在媒體時代，這些制造知識假幣的知識分子已通過電視和互聯(lián)網(wǎng)，取得了勝利。
學術(shù)造假每天都在發(fā)生。韓國黃禹錫干細胞數(shù)據(jù)造假。哈佛大學著名進化生物學家馬克·郝澤編造數(shù)據(jù)?！禕lodt，偉大的造假者》：超過90篇羥乙基淀粉臨床研究數(shù)據(jù)是編的。東京大學加藤茂名研究組43篇論文撤稿。
墮落的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力。王立軍等沒怎么念過書的官員成為大學的博導(dǎo)，一些明星、主持人當了大學的教授，前鐵道部總工程師張曙光2300萬賄買院士。
漢字簡化，無意中佐證了劣幣驅(qū)逐良幣定律：親不見，愛無心，產(chǎn)不生，厰空空，導(dǎo)無道，鄉(xiāng)無郎。但：魔仍是魔，鬼還是鬼，偷還是偷，騙還是騙，貪還是貪，毒還是毒，黑還是黑。
絕望中堅守著希望
叔本華《自然界中的意志》：道德是萬事萬物的支點，是所有體系的試金石。
韋伯《以學術(shù)為業(yè)》：學者的宗教是對知識理性的倫理追求和使命感，這是世界的基礎(chǔ)。
鄭也夫《信任論》：系統(tǒng)信任中，最大的兩個系統(tǒng)是貨幣系統(tǒng)和專家系統(tǒng)。
韋伯：黎明將至，長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顯社會守夜人的品格，更體現(xiàn)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
羅曼·羅蘭：太陽的光明是不夠的，必須有心的光明。心里有光，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放出光輝，照亮大眾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茨威格：人文主義理想注定是一種理智的和貴族的夢，這樣的夢普通的人做不出來，只能由少數(shù)人把它作為神圣的遺產(chǎn)繼承下來，留給后來人，并代代傳下去。
未曾謀面的文友謝小慶《憑借什么堅守價值體系》：不是憑借對某一價值系統(tǒng)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闡述來堅守，而是憑借樹立“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來堅守。它被知識精英們以一種心有靈犀的默契、一種不可言傳的意會而世代堅守和承傳。
謝小慶下鄉(xiāng)的村落與張承志毗鄰，他完全理解“清潔精神”和“無援思想”的堅守。他和張承志定下相似的人生基調(diào)：抗拒蛻變（alienation，一般被譯為“異化”，似乎此譯好些），抗拒蛻變?yōu)橘Y本的奴隸，抗拒蛻變?yōu)?ldquo;摩登時代（現(xiàn)代化）”中機器的奴隸，抗拒蛻變?yōu)?ldquo;房奴”、“車奴”。
謝小慶給畢業(yè)生的贈言：不卑不亢。自信但不自負，自知但不自卑。窮時不失自尊，達時不忘篤敬。有勇有謀。勇敢但不魯莽，謹慎但不怯懦。審時度勢敢戰(zhàn)，艱難困苦能守。
聯(lián)想起《獅子王》的經(jīng)典道白：我們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才會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你要到處闖禍。
寫《魯濱遜漂流記》的笛福說：個人的懷表壞了，只是耽誤個人的事兒。教堂鐘樓上的大鐘壞了，耽誤的可是整個教區(qū)的事兒。
鐘樓上的大鐘，可能壞，也可以壞，但總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
(責任編輯：蘇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