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地處我國黃土高原西端，位于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和甘南草原、隴西丘陵地帶結合部。以直線里程計，東距海岸約1400公里，西距原中蘇邊界約2250公里，南至中越邊界約1500公里，北至中蒙邊界約640公里。蘭州東鄰定西地區(qū)，并可通過定西地區(qū)，經(jīng)平?jīng)觥⑻焖鹊赝ㄍ兾魇?，抵達其省會西安市；南鄰臨夏市，可通過臨夏市經(jīng)甘南藏族自治州通往四川省，抵達其省會成都市；西鄰武威市，可通過武威地區(qū)，經(jīng)張掖、酒泉出嘉峪關，再經(jīng)安西等地通往新疆，抵達其首府烏魯木齊市；西界青海省，經(jīng)本市紅古區(qū)可直達青海省省會西寧市，并可經(jīng)青海進入西藏，抵達西藏首府拉薩；北臨白銀市，可通過白銀市，通往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抵達其首府銀川市，進而可通往內蒙古自治區(qū)，抵達其首府呼和浩特市。蘭州的這種承東啟西、接南連北、坐中四聯(lián)的優(yōu)越地理位置，注定了它必將成為西北地區(qū)的交通樞紐。
歷史上，蘭州的地理位置因國家疆域版圖的不同而不同，但因其地理位置優(yōu)越且至關重要，故其境內道路交通的建設一直在加強。幾千年來，經(jīng)過歷代王朝的開拓，蘭州已成為中原同西北地區(qū)進行文化交流、物資交易的運輸孔道。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后，今蘭州黃河以南地區(qū)被納入中原王朝版圖，秦朝在今城關區(qū)東崗鎮(zhèn)一帶筑城，設榆中縣，蘭州遂成為中原王朝的西北邊塞，道路開拓亦隨之興起。秦亡后，匈奴乘楚漢相爭之機，渡過黃河，占據(jù)“河南地”,西部羌人也逐漸從青海擴張到四川、新疆西部一帶。西漢時，為切斷匈奴與羌人的聯(lián)系，打擊匈奴族的侵擾，漢武帝派衛(wèi)青、霍去病三擊匈奴，設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收復河南地，重置榆中縣；令大行李息筑金城。之后，又派后將軍趙充國過金城渡（今鐘家河原渡口），沿河湟地區(qū)擊退羌兵，置縣屯軍，切斷匈奴與羌人在地緣上的聯(lián)系；移民屯田，安撫降羌，設金城屬國，置“護羌校尉”.這時的蘭州既是邊塞城市，又是交通重鎮(zhèn)。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載：“控河為險，隔閡羌戒，自漢以來，河西雄郡，金城為最……河西、隴西安危，常以金城為消息哉。” 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
榆中縣、金城縣、金城郡的設置，使蘭州轄境道路交通大開，尤其是張騫出使西域之后，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大道暢通，后人稱這條大道為絲綢之路。而作為中西交通要道的金城，其交通地位已顯得十分重要。漢王朝為使東西大道暢通，地方官府曾在蘭州轄境內黃河沿岸設立官渡數(shù)十處，其中的金城渡成為主要渡口之一。
魏晉時期，特別是十六國時期，蘭州由于在軍事上和中西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成為各割據(jù)勢力的必爭之地，先后為前涼、前秦、后涼、南涼、后秦、西秦所占據(jù)，并一度成為西秦的都城。其后，蘭州黃河以南地區(qū)為吐谷渾占據(jù)。北魏統(tǒng)一北方后，蘭州遂又處于邊塞地區(qū)，成為軍事重鎮(zhèn)。
隋唐時期，隨著統(tǒng)一帝國的出現(xiàn)和國家疆域版圖的西擴，蘭州遂成為我國內地城市，逐漸由軍事重鎮(zhèn)過渡為交通樞紐、絲路重鎮(zhèn)。對蘭州當時在絲綢古道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國內外著作多有描述。德國學者克林凱特在其《絲綢古道文化》一書中寫道：“絲綢之路沿中亞地區(qū)的山脈走向往東通往敦煌，這是通向中國中原的大門。進入’大門‘,通過河西走廊與中國黃河沿岸的城市連在一起，其中主要是蘭州。它是最主要的交通樞紐，絲綢之路從這里通往中國各方的其他城市。”
這一時期，東西交通道路得到進一步改善和拓建，以蘭州為起點向東、西輻射的道路基本定型。向東走向的道路有兩條：一是由蘭州城沿黃河南岸東行，經(jīng)東崗鎮(zhèn)、桃樹坪、豬嘴嶺（今定遠）、三角城、甘草店，由車道嶺入定西，經(jīng)定西去長安；二是沿皋蘭山東行上山，再下山入榆中與上述道路重合。向西走向的道路有三條：第一條是沿黃河南岸經(jīng)西固，從新城過黃河南行，再過大通河進青海，入西域；第二條是從金城關渡黃河，沿安寧、秦王川入莊浪川西行至河西，進西域；第三條是自河口溯莊浪河北上，從岔口驛出平番（今永登）境，過河西走廊入西域。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為中斷青唐（今西寧市）吐蕃政權與宋的聯(lián)系，黨項族元昊奪取河西，占領蘭州，筑城防宋。當時，今黃河以北地區(qū)是西夏人的勢力范圍，北宋和西夏軍隊夾河對峙，在蘭州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攻防戰(zhàn)。此時的蘭州又從漢唐時的絲路名城、隋唐時的內地城市，變?yōu)樽钄r西夏進犯的軍事重鎮(zhèn)和宋與西夏交界的重要城市。這一時期，由長安至西域的東西交通路線也有了一些變化，其基本走向是從長安出發(fā)，沿渭河西行，經(jīng)隴東、上邽（天水）、安定（定西）等地區(qū)，至狄道，再北過七道梁，沿阿干河抵蘭州城，在蘭州過黃河，沿莊浪河向西北行，越烏鞘嶺達河西走廊，再沿河西走廊進入西域。
元明以后直到清代，國家一直處于統(tǒng)一狀態(tài)，疆域不斷擴大。清代，我國疆域基本固定下來，蘭州遂處于我國陸域版圖的腹心位置。元至清的700多年間，蘭州地區(qū)通往東、西、南、北的道路和驛道逐漸形成，并穩(wěn)定下來，成為通往省內各地和西北各省、區(qū)的主要道路。蘭州東西交通樞紐的位置得到穩(wěn)固和加強。
元代，主要干線驛道才進一步成型和穩(wěn)定，元代以蘭州為樞紐的東西向道路有兩條。一是長安至蘭州南道，即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南線。這條驛道自西安起始，進入甘肅后，沿渭河西來，經(jīng)狄道、河州，由炳靈寺過黃河至青海，或由狄道直達蘭州，再由蘭州過黃河，經(jīng)河口、平番、河西走廊西去。另一條是長安至蘭州北道，由南道的鳳翔（今陜西）分路往北進入寧夏境內，再由寧夏的隆德復入甘肅境內的吳家灣，經(jīng)會寧、定西、榆中抵達蘭州，再由榆中分路西南行，翻七道梁，過洮河至永靖，再渡黃河至青海，由青海西去。
明代以后，除上述兩條道路外，又開辟了“九邊”防守線路，其中的甘涼大邊、固原大邊、西寧大邊，或經(jīng)過蘭州地區(qū)，或起始于蘭州。
清末，蘭州至西安、通青海、達新疆、至四川、連寧夏的驛道進一步發(fā)展。其中以蘭州為中樞的東西向驛道完全形成并固定下來。這條東西向交通大動脈由首尾相連的兩條驛道組成。第一條是陜甘驛道，或稱蘭州官馬大道。這條驛道由蘭州起始經(jīng)東崗鎮(zhèn)后，又有兩條驛道：一條稱舊驛道，過太平溝、豬嘴嶺、連搭溝、三角鎮(zhèn)、甘草店，由車道嶺入安定（今定西區(qū)）；一條稱新驛道，過響水河（今小水子）、買子堡（今來紫堡）、夏官營，由車道嶺入安定，經(jīng)平?jīng)鲋廖靼?。第二條是甘新驛道，明代稱甘涼大邊道。這條驛道由蘭州起始，過黃河鎮(zhèn)遠浮橋經(jīng)沙井驛、苦水、紅城，或經(jīng)安寧堡沙溝、俞家灣、哈家嘴至紅城，再過在城（今永登）、武勝、岔口等驛站進入武威地區(qū)，經(jīng)河西走廊至新疆。這條驛道同陜甘驛道在蘭州通過鎮(zhèn)遠浮橋對接后，成為溝通陜西、甘肅、新疆三省區(qū)交通運輸?shù)闹饕傻荔A道。
自漢至清的兩千年間，溝通中原與西域的交通干線雖然已經(jīng)形成，但若以現(xiàn)代意義上的公路和交通動脈的標準來衡量，還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公路。正如古樂府《隴頭流水歌辭》所寫的：“西上隴陂，羊腸九回。山高谷深，不覺腳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所謂“陜西大驛道”、“甘肅走廊”,在20世紀開始以前，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大地理概念，驛道的開辟也大多是出于國防和戰(zhàn)爭的需要，在19世紀中期左宗棠整修絲綢古道的陜甘驛道之前，蘭州仍然是千山橫絕，萬水阻隔，交通十分不便。
左宗棠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就任陜甘總督，光緒七年（1881年）離任，在這十三年中，他主要駐守于甘肅。期間由于開創(chuàng)近代工業(yè)和軍事需要，他一直比較重視道路的整修，疏通和拓寬了自東至西由潼關直到肅州（酒泉）的絲綢古道，整修的道路橫貫陜甘兩省。在進軍新疆時，他又指揮軍隊和沿路民戶整修從陜西潼關經(jīng)甘肅東西全境而至新疆的干線驛道。這條驛道經(jīng)過整修之后，既保證了軍糧運輸，又大大便利了陜、甘、新三省區(qū)的交通。
左宗棠整修陜、甘、新驛道的標準是比較高的，路寬一般都在10尺（3.3米）左右，可供兩輛大車并行，最寬的地方達30尺左右。
陜、甘、新驛道線路長，地形復雜，特別是蘭州以東和蘭州至古浪路段，要經(jīng)過崇山峻嶺、陡坡深溝；平?jīng)鲋撂m州段是黃土高原的山洪沖刷地帶，時常洪水泛濫，阻塞交通。因而修路時需鑿山開道，遇河架橋，工程量大而且任務十分艱巨。所以，在整修這條驛道時，實施了對重點地段開辟新路，一般地段加以整修的方案。如平?jīng)鋈P口高峰突起，古驛道從山上越過，非常危險，于是在山腳下新開辟了一道長約10公里的道路。過三關口，沿涇河走向，遇有大水即沖斷交通，于是便從嵩店至瓦亭另修筑了一條20多公里的石塊路。六盤山山高路陡，于是在上坡下坡的兩端，又按行車標準修路10多公里。自瞿家所至會寧縣城東，河溝彎曲，俗稱“七十二道腳不干”,原路不能利用，于是重新拓建21.5公里的新路。會寧至安定（今定西市）間的險阻路段，一概整治平實。平番縣（今永登）境內的爛泥灣，是整修陜、甘、新驛道最艱巨的工程，于是修筑了石塊路，徹底整治了爛泥路段，保證了道路的暢通。經(jīng)過整修的這條干線驛道被人們稱為“左公大道，以頌揚左宗棠的功德。”左公大道“經(jīng)過蘭州市區(qū)的路段，即今舊大路、民主西路、白銀路，在民國時期曾被命名為左公東路、左公西路。
左宗棠在整修陜、甘、新大驛道時，十分重視在驛道兩旁植樹造林，他統(tǒng)率楚湘軍所到之處，都要組織沿線驛軍和人民植樹，要求在沿驛道的宜林地帶，都要植一二行至四五行柳樹或楊樹。據(jù)統(tǒng)計，從陜西長武至甘肅會寧的300公里間，歷年種活的各種樹木，共約26.4萬株。自涇州至玉門的驛道旁所種楊柳，夏日青茂，夾道以伴行人，蔚為壯觀，后人稱之為”左公柳“.據(jù)《蘭州市公路交通史》載：”樹種多為榆、柳和白楊。蘭州境內共植樹約10萬余株，綠樹成蔭。“光緒四年（1878年），左宗棠的老部下楊昌浚奉命籌辦西征后勤事務，從長武入甘后，看到驛道兩旁楊柳成行，綠樹成蔭，又聽說是湘軍所栽，便即景生情，吟詩一首：”上相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據(jù)說這首詩傳到肅州大營后，一時被將士們廣為傳頌，左宗棠聽后也撫髯大笑。后人為不負左宗棠當年一番苦心，沿路設有一個榜示：”昆侖之墟，積雪皚皚，杯酒陽關，馬嘶人泣；誰引春風，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告誡人們對這些樹木要倍加愛護。
西北五省區(qū)雖地處偏遠，但資源豐富，所以，在沒有鐵路、水運條件的情況下，要實施開發(fā)戰(zhàn)略，興修公路是唯一的選擇。但在進入20世紀以前，交通工具主要是畜力和馬車，科學技術又比較落后，所以還看不出有興建真正意義上的公路的必要和條件。左宗棠整修陜甘大驛道，標準雖然較高，但仍然只是通行馬車的標準，充其量不過是興修公路的前奏而已。
民國時期，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交通工具的改進、汽車運輸業(yè)的興辦，公路交通開始興起并迅速發(fā)展，興修公路被提上了國家的議事日程。
1922年，中華全國道路協(xié)會向北洋政府呈遞了以蘭州為中心的全國汽車草圖，其中有經(jīng)路4線，緯路5線，以及輻射線和環(huán)線等。1928年，國民政府交通部以蘭州為中心，制定了全國道路計劃，并把公路分為國道、省道、縣道三種。雖然該計劃后來未能實施，但作為全國陸地版圖幾何中心的隴右大地在公路建設方面開始受到關注和重視，從而帶動了東西交通干線的建設，陜甘驛道和甘新驛道的部分路段也得到整修和改善，能勉強通行汽車。
1924年，甘肅開始興建公路，所修建的第一條干線公路是西安至蘭州的西蘭公路。當時甘肅督軍陸洪濤應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xié)會的邀請，任協(xié)會的名譽董事長。在該協(xié)會的倡導下，陸洪濤指派其參謀長魏鴻發(fā)籌備修路事宜，首先擬定了陜甘路線，并與陜西督軍劉鎮(zhèn)華磋商，決定先修南線，即以蘭州為起點，經(jīng)狄道（今臨洮）、隴西、天水、清水而達隴州（今陜西隴縣）。同年，甘肅境內由工程兵營修建了蘭州東稍門至東崗鎮(zhèn)一段道路。
1925年，陸洪濤因病辭職，北洋政府命馮玉祥督辦甘肅軍務善后事宜并兼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命所屬第二師師長劉郁芬代理甘肅省督辦職務。1927年9月，甘肅省政府為適應軍事需要，促進民眾利益，成立了甘肅省道辦處，由劉郁芬任處長，開始整修西蘭公路甘肅段。首先整修的是由蘭州東稍門起，經(jīng)榆中金家崖、定西、會寧、靜寧、固原到平?jīng)龅奶m平汽車路，全長445公里。由于材料、技術等方面的原因，整修后的道路名為汽車路，實際上只能勉強通行汽車，而且道路經(jīng)常損壞中斷。1928年和1929年，甘肅大旱，災情十分嚴重，甘肅省賑濟委員會和國民政府財政部先后撥賑災款共140.9萬元，以工代賑救濟災民。其中的55萬元被用于改善蘭平汽車路，由西北軍和華洋義賑會合力修筑。1934年，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西北辦事處成立，接辦了華洋義賑會汽車路修建工程，并按正規(guī)程序查勘、設計和施工。查勘自西安起，經(jīng)咸陽、醴泉、乾縣、永壽、彬縣、長武、窯店、涇川、平?jīng)?、隆德、定西到蘭州，全場743公里。1935年4月，土路基本完成，5月1日通車，7月全部完工。1937年，開始鋪面，同時進行整修，加強養(yǎng)護。
1937年，侵占了我國東北地區(qū)的日寇，對我國華北地區(qū)步步緊逼，侵吞全中國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為了給抗日戰(zhàn)爭作準備，國民黨政府發(fā)出了”開發(fā)西北，鞏固邊疆“的號召。當時，西蘭公路雖已通車，但有些路面尚未達到設計標準，汽車過后煙塵滾滾，”無風三尺土，有雨滿車泥“,時人稱其為”稀爛公路“.盡管如此，它畢竟是一條交通大動脈，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蘇聯(lián)援華物資、西北地區(qū)物資正是通過這條道路源源不斷地運往抗日前線的。
甘新公路自1927年在原有大車道基礎上整修，使之勉強能通行汽車后，雖又進行過幾次整修，但路況仍然極差。1938年1月，蘇聯(lián)贈送給中國的第一批汽車，由新疆古驛道進入甘肅，車隊經(jīng)玉門、嘉峪關、酒泉、武威、河口到蘭州，行進十分困難。為了溝通國際運輸和省際道路以及西北通往中原、西南的干線公路，保證西北這條東西交通大動脈的暢通，國民黨政府下令修筑甘新公路，以確保國際援華物資盡快運達抗日前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民黨政府即于同年9月成立甘新公路督辦公署，緊急動員兵工和民工2萬余人，在原有道路基礎上趕緊整修以維持通車。從1938年4月開始，整個工程按照正式標準分三期施工，至1940年12月才基本完成。至此，西蘭、甘新兩條公路首尾相連，貫通了陜西、甘肅、新疆三省區(qū)，東西交通大動脈形成。
兩千多年來，蘭州在國家陸域版圖上的地理位置，從秦漢時期的邊塞城市、咽喉城市、西北地區(qū)的依托性城市，到隋唐時期的內陸城布，宋代時宋與西夏的交界城市，進而到明清以后國家陸域腹地城市，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一直是東西交通大動脈的樞紐，它和交通大動脈一起，在穩(wěn)定西北、屏蔽中原、增進中西交流，及歷次西部大開發(fā)、大開放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而蘭州中山橋則是這一大動脈上唯一一座鎖鑰性的橋梁。
據(jù)《百年中山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