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的村莊
河西老人
河西走廊農(nóng)民用拖拉機收麥子
嘉峪關城樓
為了鞏固、開發(fā)河西，西漢政府不斷從內地移民到河西四郡。移民的主要來源是內地的漢族農(nóng)民，還有一些犯人和被貶謫的官吏。大致分為五類人：一是“關東下貧”，即函谷關以東的貧苦農(nóng)民，這占絕大部分；二是“報怨過當”，即刑事罪犯；三是“悖逆亡道”，即反叛性的政治犯；四是屯墾戍邊的士兵退伍后，接家眷在此落戶；五是某些少數(shù)民族遷居河西。
西漢的河西移民實邊
移民的時代，首先在漢武帝時，此后持續(xù)進行。到西漢末，河西四郡達61270戶，28萬多人（《漢書·地理志》）。當時，移民由政府官員分部領護，貸給衣食產(chǎn)業(yè)，被安置在國家直接支配的土地上進行墾殖，要向政府繳納較重的封建地租。實際上，這些移民就是國家的佃戶。
西漢的大規(guī)模移民，使河西地廣人稀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變。肥沃的綠洲，勤奮的移民和原有居民的辛勤勞動，加之郡縣的設置，不僅促進了河西的經(jīng)濟發(fā)展，也把封建政治制度和生產(chǎn)關系推行到河西，從而使?jié)h王朝在河西牢牢地站住了腳，加強了邊防，有力地防御了匈奴入侵。
西漢的河西屯田
西漢政府向河西大量移民的同時，為充實邊防力量，擴大國家所有的耕地面積，增加賦稅收入，還在河西實行屯田政策。屯田是利用守邊戍卒，一邊墾殖，一邊戍守；一方面當農(nóng)民，一方面當士兵，二者相互結合的一種措施。本來，戍邊是西漢農(nóng)民的徭役之一，因此西漢政府便以戍卒的名義，把大批的內地農(nóng)民調發(fā)河西，讓他們在屯田的名義下守邊和墾田種植。同時，又招募良家子弟，并調撥刑徒等參加屯田。還調發(fā)一些已經(jīng)失去職務的官員，到河西負責屯田事務。所有戍卒在屯戍期間，完全是以農(nóng)民的身份來服徭役的，他們每年應該繳納的賦稅，還必須照常完成。在河西屯田區(qū)內，政府非常重視水利灌溉工作，大量推廣和采用中原地區(qū)進步的生產(chǎn)工具和耕作技術，使用牛耕。因此，農(nóng)作物畝產(chǎn)量和中原地區(qū)相差無幾。
河西屯田既鞏固了邊疆的安全，也維護了中西交通的暢通，還開發(fā)了河西，加速了西北各民族的融合。從此，河西逐漸成為西北地區(qū)一個比較富庶的地區(qū)。在嘉峪關新城鄉(xiāng)魏晉墓與酒泉果園鄉(xiāng)丁家閘魏晉墓中的畫像磚上，就有漢以及魏晉時期戍邊士卒的屯墾畫面，它們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屯墾的歷史情景。文物工作者給它起名《屯墾圖》。圖中，士卒們持盾、矛，在武官的帶領下，排隊行進；緊接著就有士卒扶犁耕地的畫面，充分顯示出當時屯墾已經(jīng)具有相當?shù)囊?guī)模。可以想見，在茫茫戈壁灘上，士卒們一邊守衛(wèi)邊疆，一邊開荒種地，修渠筑壩，把沉睡了多少萬年的土地喚醒，使它變成了塊塊綠洲，他們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趙充國湟中屯田
西漢的邊塞，除了西北的匈奴以外，還有分布在西海（今青海一帶）的羌人。西漢初年，羌人是匈奴的附庸。漢武帝擊退匈奴后，在今甘肅令居（永登）縣境修筑長城——令居塞，并在河西據(jù)兩關，列四郡，以隔絕羌人和匈奴的交通。羌人曾和匈奴聯(lián)合10萬之眾攻打令居塞，圍攻罕（音俘旱，在今甘肅臨夏）。西漢政府派李息等率兵10萬征服了羌匈聯(lián)軍，并設護羌校尉，統(tǒng)領羌部。宣帝時，羌人和西漢爭奪湟水流域的牧地，西漢政府派將軍義渠安國鎮(zhèn)壓羌人，激起羌人圍攻金城郡（今甘肅蘭州市西北），雙方處于尖銳的對峙狀態(tài)，漢軍進退維谷，處境危險，弄得皇帝席不安枕，坐臥不寧。當漢宣帝劉詢派人向時任營平侯的趙充國請教平亂之策時，年已70多歲的趙充國回言說：百聞不如一見，軍事形勢是很難從遙遠的地方憑估計作出決策的。他表示愿意“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漢書·趙充國傳》）解決西羌問題。于是宣帝命趙充國率兵6萬到金城郡，先派出少量騎兵偵察，廣泛搜集情報，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未弄清情況之前，不輕易和羌人交戰(zhàn)，采取“行必為戰(zhàn)備，止必堅營壁”的策略，漢軍士氣頗高。趙充國根據(jù)實際情況，一方面積極做好防務工作，另一方面力排朝臣非議，冒著丟官問罪的危險，對“羌亂”采取分化和安撫的策略，不主動使用武力鎮(zhèn)壓，使這次在上層貴族脅迫下爆發(fā)的騷亂，在盡量少動干戈和不動干戈的情況下和平解決。于是他按兵不動，只派使臣穿梭于羌人各部之間，進行積極的政治誘導，分化其內部派系。羌人首領對趙充國按兵不動的策略十分恐懼，內部互相埋怨說，趙將軍七八十歲了，善于用兵，想逼他們和我們硬拼是辦不到的。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分化瓦解，趙充國率軍來到先零羌的所在地，先零羌聞之，敗渡湟水，漢軍又進至（音罕）羌所在地。趙將軍命令部隊不許放火燒羌人民居。羌首領靡忘深受感動，歸順漢朝。還有些部族的群眾，自行殺了他們的頭人，扶老攜幼地前來歸附，使這場騷亂逐漸平息了。
趙充國根據(jù)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的情況以及長期駐守邊防所遇到的問題，提出了留兵屯田、耕戰(zhàn)兩利的策略。在地廣人稀的西北邊塞駐兵作戰(zhàn)，軍糧和軍用物資的供應，是最大的困難之一。因為路途遙遠，千里轉運，既給百姓增加了徭役之苦，又往往不能適應戰(zhàn)時的需要。將士們在輾轉沙場的時候，不得不忍受饑餓，有的實際上就是由于饑餓過度而倒下去的。因此，趙充國在青海湟水流域駐兵時，便在軍營試行屯田，要求部隊一面守防，一面墾荒種地，力爭實現(xiàn)“軍糧自給”。他的這一改革措施，當年就收到效益，部隊不僅吃上了自己收獲的糧食，而且還有新鮮蔬菜及自養(yǎng)的禽畜改善生活。
趙充國屯田湟中，相機進攻，大批羌人，從此以后，一部分羌人逐漸內遷，在金城、隴西一帶和漢人雜居。為紀念趙充國屯田戍邊的歷史功勛，漢宣帝特命把他的畫像掛在未央宮的麒麟閣上，位居第三。漢成帝又特命著名文學家楊雄為趙充國畫像并題寫了一篇頌詞，追念他在邊疆屯田戍邊的功績，其中寫道：“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后。”
唐代屯田
唐代全國范圍的屯田，始于高祖武德時?！缎绿茣?middot;竇軌傳附竇威傳》記載，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益州行臺左仆射“始屯田松州”。又據(jù)《通鑒》卷一百九十載，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并州大總管長史竇靜上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亦載，武德中李孝恭于荊州“開置屯田”。其后，唐政府在全國各地陸續(xù)開始屯田。
唐在西北屯田，始見于《舊唐書·吐蕃傳》：“貞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域，置四鎮(zhèn)……于是歲調山東丁男為戍卒，繒帛為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娩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以卻于強敵”。這里，沒有明確指出屯田的具體年代和確切地點。而史傳所載，河隴屯田到武則天時已頗具規(guī)模，至唐玄宗時更為興盛。據(jù)《唐六典》載，玄宗時河隴屯田共計348屯，其中隴右道屯田計172屯，河西屯田計98屯（缺西部瓜沙數(shù)州），錄、會、原、涇諸州屯田計78屯。唐代士兵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城、鎮(zhèn)，隴右屯田當以軍鎮(zhèn)戍卒為主，其次是州郡屯田和監(jiān)牧屯田。
唐代屯田的單位稱“屯”，《唐六典》記載，大者50頃，小者20頃。軍屯多在邊地，地廣人稀，當以50頃為一屯；而郡縣屯田隸司農(nóng)寺，或以20頃至30頃為一屯。屯田有考核標準，即根據(jù)土地之良薄，年景之好壞，而定為3等，以收獲量的多寡為考核標準。每屯設有屯官、屯副，其人選的條件一是善農(nóng)事，二是有書判（即處理文書的能力），三是堪理務（即有行政能力）。至于一屯田多少戍卒耕種，史無記載。根據(jù)漢代邊地屯田每人20畝至40畝不等和《通典》中記載幽州鹽屯每屯配50人的數(shù)量推算，唐時河西軍屯每屯應不少于50人。此外，還有耕牛的配給，主要依據(jù)屯田具體地方土質的軟硬，耕墾用力多少而定。川澤平原土軟處每1.5頃配牛一頭，土質堅硬處1.2頃配牛一頭。唐代河西屯田與西漢等朝代的屯田目的略有不同。西漢在河西推行屯田主要是使勞力與土地大規(guī)模地結合起來，使荒涼的河西變成繁榮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區(qū)域，從而更有效地控制河西地區(qū)。
唐代的河西屯田主要目的是滿足軍糧供應，但客觀上卻對河西農(nóng)業(yè)開發(fā)等方面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一是屯田為河西農(nóng)業(yè)開發(fā)增加了大批勞力。據(j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開寶年間河西甘、涼、肅、瓜、沙四州合計人口為172，086人；另據(jù)《舊唐書·地理志》記載，涼州以及吐谷渾部落等八州府有人口17，212人，加上這部分，河西共有在冊人口189，298人。按《通鑒》卷二百一十五胡注，河西各地屯軍“兵七萬三千人”。這樣算下來，河西屯軍占在編人數(shù)的26%。如果再加上民屯勞力，河西屯田為河西農(nóng)業(yè)開發(fā)提供了半數(shù)左右的勞力，這個比例是相當可觀的。二是開墾了大量耕地。據(jù)《新唐書·地理志》等史料統(tǒng)計，唐代河西僅軍屯就有耕地約合今50萬畝左右，民屯的耕地也為數(shù)不少，只是史無記載。三是獲得較好收成，促進了河西農(nóng)業(yè)的繁榮。早在武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陳子昂途徑河西，后來寫了《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其中談到河西屯田的收獲說，涼州倉儲6萬余石，甘州倉儲40余萬石，畝均1石。這只是“人功不備，猶有荒蕪”情況下的產(chǎn)量。所以，陳子昂又講：“今若加兵，務窮地利，歲收三十萬不為難得。”河西屯田的成效，促進了河西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繁榮。四是創(chuàng)造了以軍養(yǎng)軍的成功之路，獲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河西屯墾為鞏固邊防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解決了邊軍的糧秣，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反過來，邊防得到鞏固，民族關系也隨之得到調整，社會得到了安定，從而為河西屯田的發(fā)展和河西的全面開發(fā)進一步創(chuàng)造了條件。
明代屯田
明王朝為了加強國防，在全國遍設衛(wèi)所制度，衛(wèi)所有固定兵額，每衛(wèi)5600人，每所1120人，全國總計329衛(wèi)，總兵力170多萬。如此龐大的軍隊，后勤供應就是很大的問題。于是，明朝統(tǒng)治者吸取前代經(jīng)驗，設立了衛(wèi)所士兵屯田的制度，規(guī)定正軍三分守城，七分屯墾，衛(wèi)所與屯田相結合，以屯墾自給。當時，明朝為了加強北部邊疆的防務，在長城沿線設置了9個鎮(zhèn)，其中河隴地區(qū)就占了3個鎮(zhèn)：寧夏鎮(zhèn)、固原鎮(zhèn)、甘肅鎮(zhèn)。河隴三鎮(zhèn)處于西北邊陲，駐軍十七八萬，由于交通不便，運輸困難，供應問題就更大，屯田便顯得更加重要。尤其是甘肅鎮(zhèn)地處河西，既防御已被趕到北方但不甘心失敗的蒙古族勢力，又要扼制西域，還要阻隔蒙古與吐蕃的聯(lián)系，地理位置和軍隊的作用十分重要，所以明王朝對河西的屯田非常重視。據(jù)《河西志》記載，明朝初年，朝廷大量從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等地向河西移民屯墾。凡來者，“每人授田五十畝，又給牛只，籽種，教以種植方法。嘉靖年間，挑選頭等精壯屯丁二萬五千多名，分駐各地堡屯墾，每大堡設屯長一人，屯副一人，小堡只設屯長一人，平日冬操夏耕，有事則戰(zhàn)，無事則耕。”
由于實行屯田制度，使當?shù)鼗奶锏玫搅舜罅康拈_墾，使邊地原來以畜牧業(yè)為主的經(jīng)濟過渡到以農(nóng)業(yè)為主，同時，軍民收獲有所增多，這樣又減少了軍需運輸之勞，減輕了人民的勞役和賦稅負擔。到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涼州、西寧、永昌、肅州、莊浪衛(wèi)所的正軍已做到了自給有余。由于邊防的加強和鞏固，又使內地移民與邊疆各族能在經(jīng)濟上取長補短，生活上互相影響，安定了邊疆并且使中西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得以暢通。
古代的屯田傳統(tǒng)，在新中國又被邊疆省區(qū)的生產(chǎn)建設兵團所繼承和發(fā)揚光大，至今還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河西移民與山西大槐樹
河西地區(qū)的許多居民中，很早就流傳著一個關于自己先祖是從山西大槐樹遷來的故事。據(jù)《高臺縣志·大槐樹移民考》一文記載：“本縣許多人都說自己的老家在山西大槐樹。據(jù)文獻資料及實地考察，山西移民，歷史上確有其事。”
元朝末年，戰(zhàn)亂頻仍，民不聊生，社會經(jīng)濟遭到嚴重破壞。明初，華北大平原上荒草遍野，老百姓流離失所，大部分地區(q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社會發(fā)展緩慢。明王朝認識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發(fā)展下去，對剛剛建立起來的明王朝十分不利。當時的山西是蒙古貴族名將察罕帖木兒及其義子擴廓帖木兒（俗稱王保保）的根據(jù)地，他們憑借山河之險，幸免戰(zhàn)亂，社會還比較安定。正因為如此，山西生民繁衍日盛，加之大量難民流向山西，那里已是人滿為患，究竟怎么辦呢？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八月，朝廷的戶部郎中劉九皋說話了：“古者狹鄉(xiāng)之民，遷于寬鄉(xiāng)，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yè)。今河北諸處，自兵后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對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于是遷山西澤、潞兩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閑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nóng)具。”向隴右、河西移民也大抵在這個時期。由于實行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所以“太祖時徙民最多”。明永樂年間，雖有移民，但次數(shù)較少。永樂十四年（公元1416年）十一月之后，“移徙者鮮矣”（據(jù)《高臺縣志》）。
關于這方面的情況，民國年間的《洪洞縣志》和《增廣洪洞縣大槐樹志》也有記載。明初，從山西移民，凡是出移的各府州縣老百姓，都要先集中到洪洞縣，然后再遷徙各地。因而洪洞縣移民不只是洪洞一縣，而是山西各地都有。洪洞地處晉南，交通十分方便。洪洞縣賈村當時有一古剎廣濟寺，寺旁有一棵高大的槐樹，樹冠如巨傘。明王朝在廣濟寺設局駐員，負責登記、遷散移民事宜。當時移民，還有很大強迫性——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我們的老窩。”當?shù)氐睦习傩张e家遷移時，扶老攜幼的生民哭聲震天，其聲令人不堪卒聽，其狀慘不忍睹。有的人遭到押送酷吏的鞭抽腳踢，有的小孩及其父母更遭到官吏的棍棒呵斥，更有甚者是誰不愿離開故土，就地抄家，逼得全家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當移民們一步一回頭地離開曾經(jīng)養(yǎng)育過他們的這塊熱土的時候，在最后一瞥中尋找家鄉(xiāng)最有紀念意義的標識物時，就只有一棵大槐樹了。于是，槐樹從此就成了山西移民祖祖輩輩互相傳遞的“接力棒”，一代一代相傳。至今，已經(jīng)有五六百年。
現(xiàn)在，洪洞縣人民政府在原先的廣濟寺舊址上建了“大槐樹公園”，園內豎一石碑，上書“古大槐樹處”五個大字。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