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健雄

　　

　　孫曉飛先生的新著《千年孔子》（團結出版社）有個副題——商周之戰(zhàn)、春秋之亂與孔子之變，看來他想著力于尋根溯源，再現(xiàn)夫子思想形成時復雜的時代背景，挖掘出更近于其本意的深刻而又簡單的內涵。這是一件很有意思但難度極大的事，因為兩千五百年前，漢字發(fā)明與流通未久，只在極少數(shù)人（史人、卜人、貞人加上操作型的書人與刻人，后來又加上王者）中間踽踽獨行，更加重要的功能是與神交通，即便后來被稱作圣人的孔子，也認為沒有隨便運用的資格，不敢妄自行為，只是“述而不作”即通過口頭語言來傳播他的認知與教學。（對于口語的魅力與效用，孫有一段極為精彩的描述，是我此前完全沒體會的，茲錄于后，供諸位共賞：

　　

　　“露水一碰到陽光，就失散。玫瑰一碰到夜晚就暗淡?？诙鄠鞯闹R，必須經過心靈的接收、存儲、發(fā)酵與釀造，在心靈間傳遞，保持著秘密性和思想的溫度。在這種彼此方可理解的情景中，彼此獲得認知：我們共同擁有某種意義。這種意義具有圣徒感，每個參與者都是神圣儀式中的一個鏈條，都是神跡的創(chuàng)造者。在這種神圣的光芒中，每個人具有了神性。”

　　

　　當年孔子的思想，就在這么一種神妙的境遇中生成與完善。至于《論語》，現(xiàn)在學界多數(shù)共識是后人輯錄整理他說過的話編撰而成，這個過程中難免有意無意摻雜進當事人的主觀意念，且文字本身的含義也在不斷流變之中。隨便舉個晚近與當下的例子，也就百年之間，“小姐”這么一個僅僅表達人物稱謂的詞，其用法與語義就經歷了多少甚至根本性的改變，從對大戶人家未出嫁女兒善意與親近的稱呼到鼎革之際帶上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貶義，再到改開后淪為專指操皮肉生意者。前后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那么，有多少漢字在千年流變中早就面目全非，試圖尋找鉤沉其原意與理解其變化緣由與過程，乃何其不易！

　　

　　孫先生認為孔子的主張與堅持在當年的情境中，有如下主要的正面意義：

　　

　　一、與神權進行宇宙主導權力的爭奪

　　

　　先秦時期，我們的祖先尊事鬼神，認為非自然力量決定著世間一切，所以負責擔當與上帝溝通的巫，擁有巨大影響力，到了商代末年，人間之王直接介入與神的交往，成為“眾巫之長”。不受制約的權力恣意擴張，導致最終覆沒。代商而立的周王，總結前朝教訓，認識到只有“以德配天”才能長治久安，而是否“保民”則成為一項重要的度量指標。

　　

　　孔子提出“仁”，通過一系列思想建構，把神權放置于人類道德的約束之下，讓善惡作為天神行使神權的標準。

　　

　　二、與君權進行思想權力的爭奪

　　

　　孔子晚年說過一句重要的話：“五十而知天命”，即他已掌握了易理，可以直接與老天爺溝通。這等于宣告只要篤志于學，儒家知識分子也可以與人間之王一樣，為治理天下立規(guī)矩、出力。事實上，當時世道已陷入禮崩樂壞的狀態(tài)，他覺得有責任擔起“克已復禮”的使命。

　　

　　在君臣關系上，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如果君失其德，不接受禮的約束，則道不同，不相與謀。

　　

　　三、與貴族進行知識權力的爭奪

　　

　　春秋之前，“學在官府”，知識權力完全掌握在人間之王和貴族、特定世襲家族手里，通過壟斷，他們獲得某種優(yōu)越性和優(yōu)先權?？鬃訌V收門徒、不設門檻，催生了一個靠出賣各類知識而謀生的階層，讓有志于禮、有志于仁的儒家知識分子有機會進入重要管理崗位。孔子不遺余力地發(fā)展私學，終使阻礙階層流動的世卿世祿制度得以瓦解。

　　

　　這些意義的發(fā)掘與認識，與近代以來各國漢學家的工作不無關聯(lián)，曉飛此書特點之一就是從世界看中國，他閱覽了大量此類讀物，于自己和別人都是一種悟性的開導。漢學家多生活在已然現(xiàn)代化的國度，往往比身陷其中的當事者更能識得廬山真面目。

　　

　　事實上，孔子的認知與做法與當?shù)勒呓洺４嬷鴽_突。所以他活著的時候，常如喪家之犬，死后的榮耀多數(shù)也是因為有被利用的價值。

　　

　　到了秦以后，大一統(tǒng)模式成了中國道路，對孔子表面的尊祟外，儒教的發(fā)展并不平坦，其中于統(tǒng)治階級有利的，得以光揚，事實上也有利于統(tǒng)治階級但需要他們約束自己、犧牲某些當下利益的，則傳承艱難，不斷被扭曲與遮蔽。

　　

　　今天再來認識原初的儒學無疑是有意義的，尤其經常有人打著傳統(tǒng)文化的幌子而另行其道。那么為老人家辨析，告訴大家，儒學里面其實就有與現(xiàn)代社會合拍的譬如人本主義等等內容，你不能胡說八道。

　　

　　然而此外的意義有限，因為到了當代即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降，現(xiàn)代的社會治理體系已近成熟，全球大多數(shù)國家都在比較中或自覺自愿或不得不選擇并非本國傳統(tǒng)的治理方式，也惟有這樣才能適應全球市場；和當下大多數(shù)國家達成政治共識。

　　

　　所以更重要的，是向外學習。這也是幾十年來，實行改開政策的底層邏輯。

　　

　　認真讀此書，時會有叫人驚奇的發(fā)現(xiàn)，即在一些方面，我們有時做得連孔子都不如，怎么會這樣？不可能嘛，難道兩千多年就白白浪費了？但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孫曉飛先生做了一件本來可能只有學術意義，卻并非如此的大事。

　　

　　這是不是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作者趙健雄為著名作家，浙江省雜文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