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世界各地如此眾多的斜向古城，與同樣身為古城的成都城驚人相同？特別是伊拉克的納西里耶城，坐落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四周沒有山，也沒有東北風，這座緯度和成都相同的城市，竟奇跡般地與成都有著同樣的街道朝向，難道真的只是巧合嗎？
幾千年前，世界各地的城市規(guī)劃，難道還有國際標準？當時世界各地的城市規(guī)劃師們不可能湊在一起開國際學術交流會，然后制定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城市規(guī)劃標準。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認為，古蜀國采用的方位系統(tǒng)比較特別，與古代中原方位系統(tǒng)有明顯區(qū)別，是兩個不同的方位系統(tǒng)。
考古發(fā)掘告訴我們，三星堆的城市遺址顯示，其布局也是傾斜的，只是角度為35°左右。為何成都城的角度是28°左右呢？兩者之間有沒有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和區(qū)別？
來自四川省天文科普學會的劉聰經過分析和實驗后，在質疑和論證成都城斜向的地勢說、風向說、水流說、朝向說等說法后，有了一個全新的發(fā)現--太陽崇拜！
三星堆和郫都古城 布局都是斜向的
從古蜀國王朝更迭的時間順序可以得知，魚鳧王朝建都在三星堆。杜宇王朝替代魚鳧王朝一段時間后，移都成都金沙一帶，同時把郫邑作為別都。西周晚期，杜宇王朝離開成都，以郫邑為都城。
開明王朝顛覆杜宇王朝后，先以郫邑為都城，開明五世時移都到金沙，直到被秦國所滅。
由此可以把如今考古發(fā)掘出的幾大遺址，以時間線進行排列：三星堆遺址→郫都古城遺址→金沙遺址。
這三大遺址的城市布局均為斜向，但傾斜角度不同：三星堆、郫都古城遺址大致為橫向東偏南35°，金沙遺址大致為28°。
金沙遺址的斜向，影響了成都內城在后世的布局，直到現在仍為28°左右。
三星堆遺址和郫都古城遺址，為什么與金沙遺址的斜向角度差異這么大呢？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在2011年發(fā)表的《四正與四維：考古所見中國早期兩大方位系統(tǒng)--由古蜀時代的方位系統(tǒng)說起》一文中認為，古蜀文化中存在一個特別的方位體系，這是一個斜向方位系統(tǒng)，不同于中原主體的正向方位系統(tǒng)。
這是什么意思呢？簡單地說，就是中原文化搞的是正向方位，古蜀國搞的是斜向方位。
但是，中原文化的正向方位，是在西周建立后才施行的，此前，其方位系統(tǒng)還是斜向的。
所謂正，是面對參照物而言；所謂斜，是從地理角度來看的。
所以，古蜀國的斜向方位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結合自身實際，形成的一套獨立系統(tǒng)。
這事兒說起來有點復雜，我們還是從歷史的發(fā)展中去尋找脈絡。
《史記》記載，黃帝與正妃嫘祖生了兩個兒子：玄囂和昌意。玄囂繼承了黃帝的大位，昌意則被貶居到了若水（今漢源縣境內）。
昌意的兒子顓頊有德行，顓頊到中原繼承玄囂的大位。
顓頊離開蜀地后，他的部屬及部分家人仍留在了蜀地，他們就是古蜀先民的組成部分。因為這種關系，他們應該與中原保持著一定的聯(lián)系。
中原的商末周初之際，古蜀主政者換成了杜宇。周成王舉行諸侯大會，杜宇王朝派人參加，成為西周諸侯。按西周制度，杜宇王朝也實行兩都制。
杜宇王朝的前任魚鳧王朝，定都在三星堆。從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來看，有著與中原文化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性。
這表明，三星堆遺址乃至后來的郫都古城遺址，是受到中原文化影響的。
呂衍航博士在《古代建筑與天文考古》論文中說，中國在漢朝以前，坐西朝東一直是城市建筑設計的原則。此后，中國的古建才逐漸出現以南北為尊的格局。
坐西朝東的布局，是否就是正向呢？
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科院在北京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fā)掘成果新聞發(fā)布會。會上公布，陶寺遺址有可能是堯都，即堯帝時期的都城。
陶寺遺址的一個重大考古發(fā)現，是發(fā)掘出了4700年前的陶寺觀象臺，這是至今為止發(fā)現的中國最早的天文觀測遺址。
根據測算，冬至那天，陶寺觀象臺看到的太陽，是東偏南35°。
這表明，當時乃至此后很長一段時間，臣服于中原文化的殖民地式諸侯邦國，包括古蜀國，在城市建設上，沿用了陶寺古都的日出方位。
三星堆遺址、郫都古城遺址，就延續(xù)著這樣的“國際標準”.
開明王朝出現后，逐漸與中原文化斷絕來往，成為獨立的王國，不再受制于中原王朝，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標準”.
那么，他們的標準又是怎樣的呢？答案是：在成都測量冬至日出的角度。
冬至，在古代是新的一年開始
在古代，每年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均被視為特別的日子，這幾天太陽的升落具有特殊的意義，特別是冬至。
冬至，又叫“一陽生”,俗稱數九、冬節(jié)、長至節(jié)、亞歲等，是中國農歷中一個重要的節(jié)氣，是24節(jié)氣中最早被制訂出的，時間在每年公歷12月21日-23日之間。
冬至為什么叫“一陽生”呢？
因為它是一年中“陰”達到極致的時間，這標志著“陽”開始來了，是陰陽轉化的關鍵節(jié)氣，稱為“冬至一陽生”.
冬至，春之先聲也。
遠古以來，人們習慣把冬至看成節(jié)氣年的分界點。
冬至日這一天，晝最短、夜最長，此后夜?jié)u短、晝漸長，陰消陽長，新的一個節(jié)氣年又開始了。所以，又有“冬節(jié)大如年”的說法。
冬至的起源，來自一次國家層面的都城規(guī)劃。
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周公旦為營建新的都城而尋找“地中”所在，在冬至那天用土圭法測“日影”,最后在今河南洛陽市測得天下之中的位置，定為“地中”.
這在當時有著政治意義的舉動，成了影響后世的節(jié)日之一。
周朝以冬十一月為正月，以冬至為歲首過新年。也就是說，周公旦選取冬至為新的一年開始的日子，相當于現在的春節(jié)。
從周朝到秦朝，以冬至當作歲首的習慣，一直沒變，到漢朝仍然如此。
《漢書》中說：“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人們最初過冬至，是為慶祝新的一年的到來。
直到漢武帝采用夏歷后，才把正月和冬至分開。但冬至一直排在24個節(jié)氣的首位，被稱為亞歲，表示年還沒過完，但已長了一歲。
魏晉南北朝時，民間流行冬至向父母長輩拜節(jié)。宋朝后，冬至逐漸成為祭祀祖先和神靈的節(jié)慶活動。
唐宋時期，冬至是祭天、祀祖的日子。皇帝在這天要到郊外舉行祭天大典，百姓在這一天要向父母尊長祭拜。
明清時，皇帝均有祭天大典，叫做“冬至郊天”,即郊祀。
直到現在，冬至那天祭祖的習俗，仍在廣東潮汕地區(qū)存在。
在四川部分地方，在清初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中遷來的廣東移民后裔中，也有的延續(xù)此習。如成都市青白江區(qū)洪福鄉(xiāng)杏花村黃氏宗祠的族人，就在冬至那天祭祖。
在古代中原文化中，冬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為在商末周初誕生的杜宇王朝政權，因臣服于周朝，其受周朝禮制的影響應該是很大的。冬至，在古蜀政權也占有重要地位。
開明王朝后，由于逐漸斷絕與中原文化的交往，要樹立自成體系的文化，對冬至的“改造”應是其中之一。
山西陶寺觀象臺位于北緯35°左右，成都是北緯30°。兩地在冬至那天觀測到的日出方位，肯定是有偏差的。古蜀人在成都觀測到的冬至日出方位，就是28°左右。
這么說，有證據嗎？
當然有，就是金沙遺址的九柱建筑基址。
九柱建筑基址角度是東偏南28.5°
不管是三星堆還是金沙遺址，太陽崇拜的遺跡和文物比比皆是。
三星堆的青銅神樹上有9只鳥，那是太陽神鳥；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更是太陽崇拜的直接證據。
去過金沙遺址博物館的人都應該知道，在祭祀區(qū)有一個九柱建筑基址。
通俗地說，就是9個柱洞，但能看到的只有7個柱洞，另外兩個在機械施工時不慎被破壞了。
九柱建筑基址是在2002年12月被發(fā)現的。現有研究認為，這是祭祀用的古蜀大社。
所謂“社”,即能生萬物的五土（山林、川澤、丘陵、水邊平地、低洼地）之神。
《周禮·祭義》記載：“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周禮·祭法》說：“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總而言之，就是古蜀國祭祀神靈的地方。
為何這么肯定呢？張擎說，目前看到的是圓形柱洞，其實是方形的。
經測量，柱洞邊長為0.45米，而金沙遺址的宮殿建筑立柱直徑才0.2米。這么大的柱洞，其柱子粗大得超出想象。
在柱洞所在土臺上，周圍只有這一個建筑，而且沒有發(fā)現墻體的基槽和墻體內的小柱洞，表明這個建筑是沒有墻的，不可能是宮殿建筑，應是一種干欄式木構建筑。
干欄式房屋，是指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建筑物。通俗地說，就是高腳屋。
金沙遺址的這個高腳屋，相當于是中原文化中的明堂，或者說是明堂的復制品。
明堂是古代帝王所建的最隆重的建筑物，用作朝會諸侯、發(fā)布政令、祭祀等。北京天壇祈年殿，是古代明堂式建筑僅存的一例。
明堂既是神壇，又是宗祠，是立宮、建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huán)?！秴问洗呵铩分姓f：“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黃帝時，就有了明堂，《史記》和《漢書》中都有記載。
大致情況是：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墻壁，用茅草蓋頂，一道木梯通往樓上。帝王上樓祭祀天神，群臣百姓在明堂周圍跪拜。
這種類型的明堂，就是干欄式建筑。干欄的音轉，是“昆侖”.
昆，“丨”也，讀gùn,即桿、棍；侖的繁體字是侖，從字形上看，是一個頂上有茅草篷的高腳亭。
甲骨文中，高、亭、京等字，字形非常相近，原意是高臺、高腳屋。
金沙遺址出土的九柱建筑基址，正是高腳屋的地基。古蜀大社，就是明堂。
被用來擔任國家大祭的明堂，其朝向非常有講究：選擇朝向日出的方向--讓黎明的第一縷陽光照向房屋，這是最直接、最原始方位觀的體現。
那么，金沙遺址的九柱建筑基址的角度是多少呢？
張擎等人撰寫的《金沙遺址九柱建筑基址方向初探》一文中透露了關鍵的數據：九柱建筑基址東南朝向，與冬至日出方位角度東偏南27.46°高度一致。
冬至日出或者說太陽崇拜，無疑在金沙先民心中擁有重要的地位。
世界各地的太陽崇拜及對建筑的應用
我們再回頭看看中國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地的斜向古城，是否符合太陽崇拜的推斷。
古代的祭壇、神廟、陵墓或天文臺，集中代表了古文明的天文成就。
在建筑發(fā)展歷史中，在以南北為主要朝向之前，坐西朝東一直是建筑和城市的主要設計方向。
建于公元前4500年的仰韶文化臨潼姜寨遺址，其內部大房子（用來聚會、儀式和接待的重要房屋）的門，就是朝向東方日出的。
春秋戰(zhàn)國時各國的都城，大多是坐西朝東，以東門為正門。秦朝和漢朝皇陵的主入口，大部分都朝向東方。
唐朝后遠離中原的契丹人，仍保留著房屋和帳篷朝東的習俗。遼國修建的寺廟也都是朝東而設，如大同華嚴寺、北京大覺寺等。
再來看上一期我們提到的埃及Dionysias城加龍神廟。加龍神廟雖小，但非常“大牌”,因為廟里祭祀的是埃及的太陽神荷魯斯。
神廟門楣上雕刻有屬于荷魯斯的專屬符號：太陽神翼。
在埃及的日光節(jié)那天--每年12月21日或22日，很眼熟吧？沒錯，這就是北半球冬至那天--清晨，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陽光從加龍神廟唯一的那扇小門直射進神殿。陽光經過4道門后，直抵內殿最深處，將荷魯斯的雕像籠罩在一片金光中。
日光節(jié)，就是慶祝太陽新生的節(jié)日。這與中國古代把冬至視為一年的開始，有著共同的“語言”.
埃及慶祝太陽的日光節(jié)圣地有兩個，除加龍神廟外，另一個是卡納克神廟。
卡納克神廟是埃及最著名，也是最大、最輝煌的神廟，供奉的是另一個太陽神阿蒙雷。
卡納克神廟中軸線上的大門、柱殿和祭壇，都朝向冬至日出的方向。
冬至那天清晨，太陽在卡納克神廟的軸線上升起，連續(xù)穿過阿蒙雷神廟的兩個石門，沿著主入口的通道，指向神廟中心祭壇，其日出方位為橫向東偏南26°左右。
別急，還有例子，繼續(xù)往下看。
英國奧斯通道式古墓，在每年冬至同期左右，黎明日出的光線，穿過幽暗的墓室入口通道，照射在內部墓室棺槨上，其場景的視覺非常令人震撼。
古愛爾蘭的紐格萊奇古墓，建造時間比英國著名的巨石陣還早1000多年。每年冬至前后數日，日出的光線沿著長長的古墓甬道，十分精準地照到墓穴深處。
墓室通道內的光線細長而明亮，將墓室照得通明，大約持續(xù)17分鐘后才逐漸消退。此時，太陽的方位是橫向東偏南43.49°-47.29°之間。
世界各地類似以上的例子還很多。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在數千年前信息溝通并不發(fā)達的古代，世界各地都不約而同地出現城市布局斜向的現象。
原因在于，世界各地的古人們，不約而同地擁有同一個原始的宗教信仰--太陽崇拜！
軟件實驗，再現成都城冬至日出實況
既然古蜀先民是因為太陽崇拜而對城市建筑布局選擇西北-東南斜向的，那么，他們是怎樣測量的？
劉聰注意到，張擎等人撰寫的《金沙遺址九柱建筑基址方向初探》一文中透露的成都城冬至日出方位角度為橫向東偏南27.46°，與自己通過地圖測量出來的28°多，存在著較大的誤差。
別看角度只相差1°，在地面上，那就是數百公里的距離。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是這個意思。
經過分析，劉聰認為，27.46°這個數據，應該是專家們按太陽圓心在地平線的位置而測量出來的，這忽略了成都城東邊有龍泉山的實際因素。
Stellarium是一款功能強大的天文模擬軟件，以3D形式展示極為逼真的星空，就像在真實世界用肉眼、雙筒望遠鏡或天文望遠鏡看到的天空一樣。
它在許多天文館項目中被廣泛應用，也是天文愛好者觀測星空的輔助工具。只須設定好所在地的坐標，就可開始探索之旅。
劉聰用stellarium軟件模擬出公元前1000年冬至日出的時刻，觀測地點設置在金沙遺址。
通過軟件，我們可以看到，在太陽完全躍出龍泉山山脊時，是早上8點12分14秒，角度為東偏南28.5°。
這個角度，與成都城蜀都大道、東大街等橫向街道的傾斜角度偏差不超過0.1°，也就是說，誤差不超過萬分之三。
我們可以想象，古蜀先民就是以太陽完全躍出龍泉山山脊的那一刻，測定了金沙九柱建筑的方位，并修建了祭祀所用的明堂。
《左傳·成公十三年》中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冬至那天早上，古蜀國王早早地站在明堂樓上，虔誠地朝著東方。當太陽完全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龍泉山山脊）時，祭祀正式開始：國王念祭詞，臣民跪拜，一片肅穆。結語
劉聰認為，太陽崇拜說，或許能解開成都城布局斜向之謎。
著名文史學者錢玉趾早在2001年就探討過成都街道斜向布局的原因。他認為，這與太陽崇拜有關，是由于盆地氣候多云霧，上午見到太陽時已升至東南方所致。
曾任金沙遺址考古隊隊長的張擎表示，太陽崇拜說用來揭開成都城布局斜向之謎是一種全新的思路，值得關注和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