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歷新年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節(jié)日。國內(nèi)就不說了，海外的華人，即使放不了假，也要聚聚會，舉辦一些聯(lián)歡活動。但是，歷史上曾有那么些年，過春節(jié)成了一種“錯誤”.

    辛亥革命之后，中華民國計劃逐步廢棄農(nóng)歷，代以西方的格里高利歷。在《臨時大總統(tǒng)關(guān)于頒布歷書令》中要求：“一、由政府于陰歷十二月前制定歷書，頒發(fā)各省。二、新舊二歷并存。三、新歷下附星期，舊歷下附節(jié)氣。四、舊時習慣可存者，擇要附錄，吉兇神宿一律刪除。”

    一開始，考慮到過渡時期的特殊性，民國政府并沒有完全禁止舊歷。普通民眾依舊按照舊歷規(guī)劃自己的生活。但在新政府看來，維持舊節(jié)只是過渡時期的一種策略，最終目標，是消除這些代表封建殘余的舊歷法與舊節(jié)日。但是，即使其他的改革方案被大眾所認可，歷法的廢除卻遇到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抵制。

    首先是工商界。新的歷法與工商界長久以來按舊歷實行的時間體系產(chǎn)生了沖突。舊歷新年、端午和中秋是工商界結(jié)賬的日子，如果完全依從新歷，則整個工商系統(tǒng)要為之改變。1912年，在杭州專門進行了一場有關(guān)工商界是否要遵從新歷的討論。當時，做一個新時代的中國人，還是做一個商人，似乎是無法調(diào)和的矛盾。

    普通百姓則對新的歷法冷眼旁觀。山西的縉紳劉大鵬在自己的《退想齋日記》記載：“五更各廟鳴鐘，驚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連不斷，此其新年也。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過陽歷之新年，百姓皆不以為然，惟官廳慶賀，民皆睨而視之，且謂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見矣。”

    對新歷的態(tài)度最為復雜的，恰恰是推行新歷最積極的官方機構(gòu)。老舍曾記錄了自己在除夕當天還要去學校講課，自己的年邁老母在家里等著兒子回家過年的凄涼經(jīng)歷。“新年到了，正趕上政府倡用陽歷，不許過舊年。除夕，我請了兩小時的假。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灶的家中。母親笑了。及至聽說我還須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嘆出一口氣來。到我該走的時候，她遞給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熱鬧，我卻什么也沒看見，淚遮迷了我的眼。”

    對于這些抵觸，民國政府認為是舊歷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因此，1928年，內(nèi)政部宣布完全廢除舊歷，嚴禁販售舊歷，以及在舊歷節(jié)日時，行政和教育系統(tǒng)嚴禁放假！“考社會日常狀況，十余年來，依然沿用舊歷，罔知改正……一般民眾之賽會、休沐，益復尋朔計望，蒙昧如故，于一國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維新之際，而政令與社會現(xiàn)狀，如此懸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貽笑列邦，抵牾國體，核與吾人革命之旨，亦屬極端背馳。”

    國民黨的精英意識和面對民眾時清高自負的態(tài)度，在廢除舊歷的過程中暴露得淋漓盡致。1930年代初，國民黨廣州黨部發(fā)行了一本名為《風俗改革叢刊》的書，其中極力批判過舊歷新年是一種落后的行為。似乎過年就是愚昧，不過年就是高尚一般。書中寫道：“每屆廢歷歲聿云暮，臘鼓摧殘的時候，家家戶戶都忙個不的辦‘年貨':有錢固興高彩烈，無的也勉為湊趣，什么爆谷，面粉，黃糖等等，一方面求過于供，一方面應接不暇；熙來攘往，絡繹于途，以有用之金錢，作無謂之消耗，即令羅掘俱窮，當衫當褲，也要求’顧住體面‘?做到’年晚煎堆，人有我有‘.這種無意識的舉動，真是愚不可及。”

    但是，國民黨的精英卻低估了舊歷所依賴的深厚土壤。即使用了非常多的“狠”詞兒，普通大眾依舊我行我素，對被貼上愚不可及的標簽不以為意。最后，政府承認廢除舊歷的改革運動完全沒有起到效果。1934年，民國政府發(fā)布通知：“對于舊歷年關(guān)，除公務機關(guān)，民間習俗不宜過于干涉。”

    先是用行政手段強壓，再是以道德話語批判，就是改變不了那些統(tǒng)治者眼中的“陋習”.可見民間傳統(tǒng)的力量實在強大?；蛘哒f，“過年”之所以能延續(xù)到今天，中國的億萬老百姓，都是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