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城管”兩個字有著特別復雜的意義：他們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是一種尷尬的存在，他們被視為弱者的天敵。曾經(jīng)有神人PS了一張“神圖”來嘲諷今天的城管——《清明上河圖之城管來了》：原本人流如織、商販云集的大宋首都汴梁街頭，突然間人跑光了，商鋪紛紛關(guān)門，只留下一地狼藉，以及涂在墻壁上刺眼的“拆”字。
宋朝的城管真的也是這般兇悍嗎？其實，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尋找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能保護市民社會的繁榮，又能維護城市的秩序。
街頭閑漢、惡少當上城管
延安城管雙腳跳踩商販腦袋一幕，把城管這個職業(yè)再度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尤其是披露這名城管是臨時工后。其實，“臨時工”并非當?shù)卣菩敦熑?，在這些年政府“簡編定崗”的背景下，編制有限，政府部門大量工作往往依靠雇員來完成，臨時工問題不僅僅關(guān)乎官德，更多則是用人制度問題。古代公務員數(shù)量控制得更厲害，因此古代的“城管”,基本上都是臨時工，宋朝甚至還讓士兵客串城管工作。
當然，城管早在宋朝前就出現(xiàn)了。這個職業(yè)的出現(xiàn)，前提當然是先有城市?！肚f子·知北游》中有記載：“正獲之問于監(jiān)市履狶也，每下愈況。”這里面說的“監(jiān)市”,即市場的監(jiān)管者，類似今天的城管。可見，在莊子那個時代，已有繁華的城市，自然也有了口碑不太好的城管。
古代監(jiān)市的成員都是臨時工，根據(jù)當?shù)毓賳T的意愿或根據(jù)政治形勢隨時從民間挑選人員組建和解散，組建期間監(jiān)市的薪水由衙門發(fā)放。從理論上講，監(jiān)市可以來自各行各業(yè)，但古代分工明確，農(nóng)民被綁在土地上，商販忙于生計，官員高高在上，所以做監(jiān)市的基本上都是街頭閑漢、惡少，因此從來源上講，古代城管隊伍一開始就面臨著人員素質(zhì)的問題。
明清城管有欺上瞞下惡名
到了唐朝，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擁有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萬國來朝，貿(mào)易發(fā)達，城管的工作更顯重要了?！杜f唐書》中記載：“監(jiān)市踐于衙，理市治序。”“踐于衙”是指屬于衙門管，比衙門官吏的社會地位要低一些，他們的任務就是“理市治商”.
北宋初期，戰(zhàn)亂未起，城市商業(yè)更加發(fā)達，《清明上河圖》即是最好見證。城管的工作更繁忙了，政府專門成立了城管大隊，叫“街道司”,工作是維持城市街道的衛(wèi)生、整修與日常秩序，當然也要管理違章搭建、占道經(jīng)營的商販。據(jù)考證，“街道司”的成員一度由士兵擔任，史載汴梁城中，就有500士兵組成的城管大隊。他們比起唐代的監(jiān)市，明顯更有戰(zhàn)斗力，遇到類似牛二這樣的流氓無賴，也可制伏。
古代城管名稱不一，來源多樣，到了官僚制度相當穩(wěn)定的明清兩朝，城管多由“胥吏”擔任。“胥”“吏”原本有不同分工，“吏”的地位比“胥”稍高。現(xiàn)在看來，“胥”是當?shù)毓賳T自行聘用的固定差役、徹頭徹尾的臨時工，大多由破落戶、無賴甚至地頭蛇之類充任，有點類似于當下一些地方的“保安隊”.因為“胥”“吏”兩者都是指代官府的各類辦事人員和差役，后世遂將胥、吏并稱。
后人研究，古代中國官場其實深受胥吏之害，當時的行政管理其實是由胥吏這種身處官僚體系基層的人員所操縱。他們一方面慣于使用欺騙、蒙蔽、行詐、勾結(jié)等技巧，選擇性地執(zhí)行分派給他們的任務，在包括城管在內(nèi)各種“聯(lián)系群眾”的工作中欺壓百姓、敲詐勒索。另一方面，他們又精熟行政細節(jié)和運作程序，遂能夠蒙蔽、妨礙、誤導，甚至脅迫比他們更具聲望的上司，可謂欺上瞞下。
胥吏在歷史上有惡名，跟他們臨時工的地位不可分，實際也是明清官僚體制弊端的一個折射--如果像宋朝那樣由士兵來客串，或許形象還會好一些。
古代城管法規(guī)很嚴厲
宋代名臣宗澤以臨終前三呼“渡河”而留名青史，實際上他是個文武雙全的人，史料上記載過他管理物價的故事?！洞轰炯o聞》曾記述，宗澤在汴京任官時，“物價騰貴，至有十倍于前者”.他便派廚師暗訪餅市，發(fā)現(xiàn)一個餅估價僅六錢，市價卻要二十錢。宗澤大怒，嚴令賣家不得超過八錢，敢抬價者殺無赦，結(jié)果集市物價應聲大跌。
在宋朝，像宗澤這樣的城市管理者，在非戰(zhàn)爭年代，主要職能不是招商引資，而是維護市場秩序、城市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城管是當時政府的主要工作內(nèi)容。據(jù)考證，宋代城管的職能相當多，類似于集納今天的警察、環(huán)衛(wèi)工、稅務員、消防員、物價檢察員、工商執(zhí)法人員……反正一上街，大小事等均得管。他們當然也得管占道經(jīng)營
什么的，但絕非他們工作的重點，他們更多是綜合執(zhí)法。
宋代城管執(zhí)法，是有法可依的。
《宋刑統(tǒng)》規(guī)定：“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也就是說，對占道經(jīng)營的，打七十棍，這是相當厲害的處罰了。對亂倒垃圾、影響環(huán)境衛(wèi)生也有規(guī)定：“其有穿穴垣墻以出穢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響了公共衛(wèi)生，不只當事人倒霉，連“城管隊長”都跟著挨杖打。
古代的城管立法也很有些歷史，宋之前的唐朝，《唐律》規(guī)定，凡侵占大街小道、栽種植物者，都要處以杖笞之刑，還得恢復侵占前的原貌。而對擾亂城市秩序者，處罰更嚴厲：“諸在市及人眾中，故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以故傷人，減故殺傷一等；因失財物者，坐贓論。”可以看出，宋代城管法延續(xù)了部分唐代城管法。
當然，古代城管法最狠的是明代，《明會典》除了規(guī)定對占道經(jīng)營、亂丟垃圾進行嚴厲處罰外，就連隨地大小便被抓住了，也可能“枷號一個月發(fā)落”,戴上刑具，在街頭示眾一個月。
宋朝曾禁止破墻開店
唐、宋城市化進程很快，但跟唐朝不同的是，宋朝是一個市民社會蓬勃發(fā)展的黃金年代。唐朝實行嚴格的坊市制，老百姓要想破墻開店，那是堅決不允許的。但北宋的首都汴梁，坊墻已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yè)街，官民雜處，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一種更富有商業(yè)氣息與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宋朝首都興起。
當然，這種轉(zhuǎn)變有個過程，北宋初年，商人們破墻開店也是被禁止的，那時城管的重要工作是拆遷違建，但蓬勃發(fā)展的商業(yè)態(tài)勢無法逆轉(zhuǎn)，而且能給政府帶來可觀稅收，于是政府以人為本，對自發(fā)生長的市民社會、商品經(jīng)濟妥協(xié)了。
宋朝是一個重商社會，商人地位較之歷史上各朝各代上升較多，一些做小本買賣的，日子過得還算不錯，比如《水滸傳》中武大郎，靠沿街賣餅，也能養(yǎng)活自己與一個漂亮老婆。
“面子”與“肚子”的平衡
應該說，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尋找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能保護市民社會的繁榮，又能維護城市的秩序。占道經(jīng)營是古往今來的城市管理痼疾，宋朝的政府部門在街道兩旁測量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的紅線。紅線之內(nèi)，允許設攤、開店，但不得侵出紅線之外。這個規(guī)定在《清明上河圖》中還可看到：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nèi)，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如此一來，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也不致妨礙公共交通。就這樣，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在城市“面子”與老百姓的“肚子”中，找到了平衡。
更重要的是，宋朝皇帝很務實，不會讓下屬搞文明城區(qū)評選，更不會把街面整潔、小販禁絕作為評選標準，而下屬們也不會在領(lǐng)導出來的時候，像今天一些地方搞些“遮羞墻”什么的。
史載，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車駕行幸”,盡管當時街道狹窄，仁宗卻沒有下令封路，更沒讓人拓寬街道，而是簡化了儀式，“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在等級森嚴的皇權(quán)時代，這確實是一個比較“湊合”的皇帝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宋代的城管，形象當然比今天的同行好多了。據(jù)《晶報》
清代官員的奢靡吃喝風
清朝官場的吃喝風尤盛，一些貪官在吃喝上，可謂窮奢極欲。
在當時的權(quán)力社會中，權(quán)貴們總想比富豪更富有、比富豪更享受。
以宴席爭奇斗富，甚至動用軍隊
說起清代的吃喝風，清人袁枚《續(xù)新齊諧》錄有一則譏謔的文字：“康熙間，河道總督趙世顯，與里河同知張灝斗富。”
一次，張灝請河臺趙世顯飲酒。在酒宴的四周，“樹林上，張燈六千盞，高高下下，銀河錯落”.而且，動用兵役三百人，專門點燃燈燭，剪除燭煤。“呼叫嘈雜，人以為豪”,場面蔚為壯觀。
半個月后，趙世顯回請張灝。宴席四周，加燈一萬盞之多，“而點燭剪煤者，不過十余人”.當時，內(nèi)外人等都擔心人手應付不來。但等到吩咐亮燈時，“則颯然有聲，萬盞齊明，并不剪煤，而通宵光焰”.目睹恁般場景，張灝不覺大慚，但又弄不明白其中魔術(shù)般的謎團。
張灝用重金買通趙府的使役，總算摸清當晚酒宴上萬燈齊明的“謎底”.原來，趙世顯使人用火藥線，穿連燈燭心的首端；每條線穿一百盞，點燃一條線則霎時間百盞齊明。所用燈燭，皆為金屬特制。并用輕羅為燭心，每燭半寸，暗藏微弱的爆炸，爆聲“畢卜”,燭煤盡落，根本不用剪煤。為著一頓酒宴，在燈燭上爭奇斗巧，可謂煞費心思。
而袁枚的此則文字，沒有正面描摹酒宴的豐肴佳饌，卻盡力鋪陳燈燭的奇巧奢靡，由此，可窺見清朝官吏侈汰的吃喝風。況且，僅憑官吏的俸銀，是無法應付這種狂吃胡喝的。
于是，《續(xù)新齊諧》還記下一樁納賄丑聞。“鹽商安麓村請趙世顯飲酒，十里之外，燈彩如云”.安家里珍奇古玩，羅列無數(shù)，趙世顯卻“顧之如無有”,壓根看不上眼。
直到酒酣席撤，安麓村延請趙入內(nèi)室小坐。“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號’小頑意‘”.當面無表情的趙世顯打開錦盒，盒內(nèi)兩只關(guān)東貂鼠，活脫脫地躍然而出，齊齊向趙拱手揖拜。這時候，趙世顯才啞然一笑，輕道：“今日費你心了。”
趙世顯，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從山東巡撫任上調(diào)河道總督。至康熙六十年（1721）十二月，被免去河道總督一職，在任十三年。對于正二品大員的趙世顯來說，雖然年俸銀僅有一百五十兩，可揮霍吃喝已算作“小菜一碟”,珍奇古玩入眼的亦無幾何。而敢于斗富的同知張灝，則區(qū)區(qū)正五品而已。
貪污河防經(jīng)費，窮奢極欲地吃喝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zhàn)爭之后，清王朝逐漸走下坡路。道光末，“國用大絀”.然而，每年的河防工程費用有增無減。
史載，“道光年，東河、南河于年例歲修外，另案工程，東河率撥一百五十余萬兩，南河率撥二百七十余萬兩。逾十年則四千余萬。六年，撥南河王營開埧及堰、盱大堤銀，合為五百一十七萬兩。二十二年，南河揚工撥六百萬兩。二十三年，東河牟工撥五百十八萬兩，后又加”.
光緒重臣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說：“南河歲修經(jīng)費，每年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揮霍。一時飲食衣服，車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書中還詳細輯錄了道光年間南河河道總督的數(shù)款菜式。其選料、烹飪和吃法，無不令人瞠目結(jié)舌。
菜一，豕背肉。“其法閉豕于室，屠者數(shù)人，各持一竿，追而抶之。豕負痛，必叫號奔走，走愈亟，撻愈甚”.待豕力竭仆地，不能動彈，才割取其背肉一塊。大約五十余頭豕，才夠一席之用。豕因背受鞭打，以全力護痛，全部精華皆萃于背脊處，余下的肉則腥惡失味，只能丟棄不用。有賓客知道后，不覺慘然，屠夫咧嘴一笑說：窮措大眼光，怎么小氣到這樣？我掌勺才兩個月，已經(jīng)親手割了幾千頭了，真是少見多怪！
菜二，烹鵝掌。將鵝趕進大鐵籠，籠底放置熾熱的炭火，籠旁盛有調(diào)制好的醬汁。不一會，鐵籠底灼紅，鵝在籠內(nèi)環(huán)走，不勝掌痛，不時需飲用醬汁自救。直到鵝死，“則全身脂膏，萃于兩掌，厚可數(shù)寸，而余肉悉不甚食矣”.
菜三，食駝峰。選取壯健駱駝，縛在立柱，然后，以滾燙的熱湯澆在駱駝的背上。“立死，菁華皆在一峰，而全駝可棄”.一席所需，往往要殺死三四頭駱駝。
菜四，吸猴腦。挑選俊俏的猴，給它穿上錦衣。在方桌上挖一圓孔，恰好容下猴頭，再用木柱固定，使它不能進退脫逸。剃去猴頭頂毛，刮去顱皮，“猴不勝痛楚，叫號聲極哀。然后以沸湯灌其項，用鐵椎擊破顱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其腦吸之，每客所吸，不過二三勺而已”.
甚至，制作豆腐也有數(shù)十種之多。“且須于數(shù)月前，購集材料，選派工人，統(tǒng)計所需非數(shù)百金不能餐來其一箸”.
一席酒宴，常吃上三天三夜，“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而且，十天半個月則來一次宴客，貪污公款吃喝之風恣肆橫行。連李岳瑞也不禁哀嘆：“河如是，普通吏治，益可想見，宜乎大亂之成，痡毒遂遍于海內(nèi)也。”
